龙椅才暖未及温，刀光已近殿前门。
从厚仓皇离洛邑，从珂苦战守长安。
权似火，命如尘，兄弟相残最断魂。
五代烽烟催短寿，后唐江山两朝昏。
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十一月，后唐洛阳皇宫里哭声震天——不是百姓哭穷，是大臣们哭先帝李嗣源。这位靠兵变上位、还算靠谱的皇帝一咽气，皇宫里的气氛就变了：一边是哭丧的假眼泪，一边是藏在袖子里的算盘——新皇帝该是谁？
按规矩，该立太子李从厚。可这位太子，实在让人提不起信心。
李从厚是李嗣源的三儿子，打小就没继承老爹的半点英气。《旧五代史·末帝纪上》（注：此处因从厚无单独本纪，附于末帝纪前）里说他“性仁厚，美姿容，未习治道”——简单说就是：人长得帅，心肠软，脑子却没装半点治国的法子。他当太子时，每天不是跟儒生们吟诗作对，就是琢磨怎么把东宫的花种得更艳，朝堂上的勾心斗角、地方上的藩镇威胁，他连想都懒得想。
可架不住“规矩”二字。李嗣源临死前，专门把宰相冯道叫到床边，指着李从厚说：“这孩子就交给你了，千万别让我失望。”冯道一边磕头一边应承，心里却直犯嘀咕：就这主儿，能扛住后唐这烂摊子？
果然，李从厚登基没几天，就开始“作死”。他没想着怎么安抚百姓、稳住藩镇，反而先对自己人下了手——不是因为有人谋反，是因为他“怕”。
当时后唐有几个实权人物，个个都让李从厚坐立不安：一个是他的义兄李从珂，任凤翔节度使，手里握着西北兵权，打仗猛得能吓哭敌人；一个是他的姐夫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镇守北方，跟契丹关系还不一般；还有一个是他的弟弟李从益，虽然年纪小，但身边围着一群想攀高枝的大臣。
李从厚越想越怕，夜里总做噩梦，梦见这些人提着刀冲进皇宫。于是他找来了两个“心腹”——朱弘昭、冯赟。这俩人是靠拍李从厚的马屁上位的，没别的本事，就会顺着皇帝的意思说瞎话。
“陛下，这些人手里有兵，早晚是祸害！”朱弘昭搓着手，眼里闪着坏水，“不如把他们调走，换咱们自己人去管军权？”
李从厚一听，觉得这主意太妙了，立马下旨：把李从珂从凤翔调到太原，石敬瑭从河东调到镇州，再把几个忠心耿耿的大臣派去当节度使。他以为这是“釜底抽薪”，却不知道这是“捅马蜂窝”——五代十国的节度使，兵权就是命根子，你抢人家的兵权，跟要人家的命有啥区别？
最先炸毛的是李从珂。他接到圣旨时，正在凤翔府里跟部将们喝酒，一看内容，酒杯“哐当”砸在地上：“我跟先帝出生入死，打下这片江山，现在这毛头小子刚登基，就想卸我的兵权？没门！”
部将们也跟着起哄：“节度使，咱们不能任人拿捏！不如反了，打进洛阳，让这糊涂皇帝退位！”
李从珂本来就不是省油的灯，被这么一撺掇，当场就扯了诏书，竖起了“清君侧”的大旗——说白了就是：我不是反皇帝，是反朱弘昭、冯赟那两个奸臣。
消息传到洛阳，李从厚慌了。他赶紧召集大臣开会，可满朝文武要么低着头不说话，要么说“陛下三思”，没一个人愿意领兵去平叛。最后还是老将王思同硬着头皮领了命，带着五万大军去打凤翔。
王思同的军队很快就把凤翔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城墙上的箭跟下雨似的往下射，李从珂的士兵死伤惨重。眼看凤翔就要被攻破，李从珂急了——他知道硬拼不行，得玩“感情牌”。
这天傍晚，李从珂穿着一身旧战袍，登上凤翔城头，对着城外的唐军大哭起来：“兄弟们！我李从珂跟先帝打了半辈子仗，身上的伤能数出几十处！先帝驾崩前，还拉着我的手说‘要好好辅佐新君’，可现在朱弘昭、冯赟这两个奸臣，挑拨咱们兄弟相残，你们忍心看着我死吗？忍心让先帝的江山毁在奸臣手里吗？”
这一哭，还真管用。城外的唐军大多是李嗣源的旧部，跟李从珂要么一起打过仗，要么见过他的勇猛，再想想李从厚的昏庸、朱冯二人的跋扈，心里顿时不平衡了。有几个将领带头喊：“我们跟节度使反了！杀回洛阳，清君侧！”
没过多久，五万大军倒戈了一半，王思同吓得连夜逃跑，凤翔之围一下子解了。李从珂趁热打铁，带着倒戈的士兵和自己的老部下，一路往洛阳杀去，沿途的守军要么投降，要么逃跑，根本没人阻拦。
李从厚在洛阳听说李从珂快到了，吓得魂都没了。他再也没心思当皇帝，连夜带着几个亲信逃出洛阳，往魏州方向跑。逃跑前，他还不忘把朱弘昭、冯赟叫来，哭着说：“都怪你们出的馊主意，现在怎么办啊？”
朱弘昭知道自己跑不了，回家就自杀了；冯赟想逃，刚出家门就被乱兵砍了头。可李从厚的麻烦还没完——他跑到卫州时，遇上了姐夫石敬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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