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股喧嚣并非来自人声，也非来自江涛，而是从地脉深处，从每一寸浸透了涪水湿气的泥土里，喷薄而出的无声呐喊。
盲童阿童的指尖死死抠着湿润的河滩，他那双看不见世界的眼睛，此刻却仿佛能穿透厚重的地层，看见那地底深处，无数被压抑、被遗忘、被深埋的“心生”正在剧烈翻腾。
它们像挣扎的根须，彼此缠绕，拥挤着，却发不出一丝声响，只化作最原始的震动，冲击着地表的一切。
阿童循着那震动最密集之处，用他那双远比常人敏感的手，开始疯狂地挖掘。
冰冷的泥沙磨破了他的指甲，渗出的血丝混入土中，他却浑然不觉。
他只有一个念头——把那个“东西”挖出来！
三尺之下，指尖触及一片坚硬而冰凉的陶器。
他小心翼翼地刨开四周的泥土，一个古朴的黑陶罐显露出来。
罐口用一块浸透了油脂的厚布紧紧塞着，仿佛封印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拔开塞子，一股陈腐而压抑的霉味扑面而来。
罐内没有金银，没有珠玉，只有一卷卷被细麻绳捆扎得整整齐齐的小纸条，足有上百张。
阿童解开一张，他虽不识字，却能通过触摸纸张上因书写而留下的凹痕，以及那附着其上的、微弱到几乎不可察觉的情绪烙印，感知到上面的内容。
“我的儿啊，你逃难去了何方？娘想你……”那是一种被岁月风干的思念，绝望而无力。
“那天，那个倒在路边的伤兵，我只要分他半个饼，他就能活……我后悔啊！”那是一种沉甸甸的悔恨，如巨石压心。
“凭什么邻居家能分到两斗米，我家只有一斗？我不服！我嫉妒！”那是一种尖锐的怨愤，像一根毒刺，深扎在心底。
这些纸条，没有被焚烧，却被埋得如此之深。
阿童抱着陶罐，跌跌撞撞地跑回村里，逢人便问。
一位正在搓草绳的老人叹了口气，浑浊的眼睛看着远方，声音嘶哑：“娃啊，有些话，说出来比石头还沉，没人听，也没人想听。说给人听，是给人添堵；说给天听，天又太高。不如埋进这地里，至少图个心安。”
心安？
阿童抚摸着陶罐，只觉得这所谓的“心安”，不过是将一颗颗滚烫的心，强行按进了冰冷的泥土里。
与此同时，三十六村的“总理事”，柳青的妻子云娘，正在巡查她一手建立的“说话屋”。
这里本是她为了疏解战后百姓心中郁结而设，鼓励人们前来诉说苦闷。
她悄立窗外，看见一个妇人正对着屋内的“听者”涕泪横流，泣诉家中存粮见底，孩子饿得直哭。
“听者”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他频频点头，口中不住地安慰：“会好起来的，都会好起来的。”
妇人千恩万谢地走了。
然而，那“听者”一转身，脸上的悲悯便烟消云散。
他走出屋子，碰见相熟的村民，立刻满面红光地笑谈起自家今年的好收成，仿佛刚才那场撕心裂肺的哭诉，只是一阵拂过耳畔的风。
云娘的心，一瞬间沉到了谷底。
她不动声色，暗中记了七天。
她发现，“说话”已经彻底沦为一种仪式，一种虚伪的表演。
诉说者只是在宣泄，倾听者只是在敷衍。
没有人，真正去承接另一颗心的重量。
“我们教会了所有人如何开口说话，却忘了教他们，如何用心去听！”当夜，云娘召集了议政堂的紧急会议，她的声音清冷而决绝，“倾听，才是治愈心病的第一味真药！它比任何言语的安慰都更重要！”
她提议，立刻在三十六村设立“守言人”一职。
每村一人，专职倾听。
他们不需劝解，不准记录，更不能外传。
当诉说者说完一切，他们只需回答一句——“我听见了。”
这个提议，在压抑的议政堂里，引起了剧烈的震动。
而另一边，盲童阿童抱着陶罐，来到了涪翁的渡口。
江风猎猎，吹得老人一身麻衣簌簌作响。
阿童将地底所闻，将陶罐中的秘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这位神秘的老人。
涪翁没有说话，他那双仿佛能看透世间一切的眼睛，静静地“看”着阿童，又“看”着他怀里的陶罐。
许久，他从船头拿起一只满是裂纹的破陶碗，递给阿童。
“把它埋回原处。”涪翁的声音，如同江底的磐石。
阿童不解，但还是照做了。
他将那只四面漏风的破碗，小心地埋在了挖出陶罐的那个坑里。
三日之后，涪翁让他再去听。
阿童将耳朵贴上那片湿润的沙滩，这一次，他惊骇地发现，那地底的震动变了！
原本陶罐里那些被压抑的“纸语”，那些无声的呐喊，此刻竟像是通过那只破碗，与整个涪水滩地底那沉闷如心跳的“郁闭脉”连接在了一起！
它们不再是杂乱的喧嚣，而是共振着，形成了一种奇异而压抑的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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