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不过月余，刘飞那双操持“集体事业”的手，就把党建国所有的周末时光攥得死死的。
偏巧这时节，全国上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开天辟地头一遭的人口普查，人口登记、信息确认与核查的重担，沉沉地压在了基层。
党建国被这突如其来的任务卷了进去，忙得脚不沾地。
后世那些言之凿凿，说1949年或1950年就有精确人口数字的论调，党建国每每听闻，嘴角总会挂上一丝苦笑——
纯粹是扯淡！他可是亲历者，那混乱与摸索中的艰难，他作证。
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或是走街串巷的登记中，党建国对户口簿上的每一个字都格外审慎。
他清楚地确认了：贾张氏，白纸黑字，是农村户口；秦淮茹，眼下也是。
城里失业的人乌泱泱一片，虽说上头已经开始给农村人进城套上“笼头”，但“一五计划”这架巨大的建设机器刚刚轰鸣启动，各处工地都缺人手，这“笼头”勒得还不算死紧。
党建国心里明镜似的，这种身份归属的差异，牵涉到实实在在的生存根基——一年几百斤的粮食定量呢！
他自然紧闭着嘴，绝不在这上头多置一词。
这潭水太深，多说一个字，都可能溅起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儿，还是少说为妙。
就在这忙乱与谨慎交织的日子里，四九城周边的乡村也在悄然蜕变。
互助组那套简单协作的模式正悄然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级些的“初级社”。
土地，农民安身立命的命根子，被小心翼翼地折算成股份，入了社。
地界模糊了，牲口农具归了集体统一调配使唤，田垄间插上了合作社的旗子。
但私有的名分还保留着，年底按股分红——这是当时摸索着走向集体化道路上的一个鲜明注脚。
日子在学习和奔波中滑到三月初。
第二套新人民币像一阵春风般吹进了市场。
崭新的“分”、“角”、“元”票面取代了旧币，新旧兑换的告示贴满了街巷。
可党建国捏着手里那叠厚厚的第一套人民币——动辄就是几千、几万的票面，心里竟生出几分不舍。
他掂量着，小声嘀咕：
“啧，这一分两分的花起来，哪有咱这‘几万块’揣在兜里有气势？先不急着换，等等看。”
那旧币上巨大的面额数字，如今却要退出历史舞台，这感觉，有点微妙。
就这样，白天在人口登记的表格里穿梭，晚上在课本和文件堆里打滚，忙忙碌碌中，暑热又一次笼罩了四九城。
党建国的“打工生涯”也再一次如期重启。
如今的刘飞，早已把“临时工”和“义务劳动”这两张牌玩得出神入化。
他的触角不再仅限于大学生，连高中、甚至初中那些半大孩子，都被他那套“锻炼思想”、“服务建设”的说辞网罗进来。
什么扫盲班助教、工地义务宣传、爱国卫生运动、支援夏收……名目繁多，花样翻新。
组织里“人才济济”，点子层出不穷，总能找到最“合适”的理由，把年轻人的精力和时间，最大限度地填充进这轰轰烈烈的时代洪流之中。
七月的热浪席卷四九城，一个消息却像一股强劲的凉风，吹遍了机关大院：
7月1日，东北水州，一座规模空前的机械化露天煤矿正式投产了！
报纸上赫然印着“亚洲第一”的醒目标题。
刘飞捏着那份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手指微微颤抖，眼眶瞬间就红了。
他猛地背过身去，肩膀无声地耸动了几下。
当党建国走进办公室时，正看到这位平日里雷厉风行的主任，正用袖子狠狠抹着脸，试图擦掉那汹涌而出的泪水，却微笑着看着今日头条。
党建国先是一愣，随即嘴角勾起一丝揶揄的笑意，故意拖长了调子：
“我说刘大主任——您现在可是正经八百的高级干部了，就为这么个‘亚洲第一’的煤矿，值当激动成这样儿？眼泪鼻涕的，多影响形象。”
刘飞猛地转过身，眼睛还是红的，但眼神却异常明亮，带着一种近乎执拗的激动：
“你懂什么！党建国！我们……我们被人看不起太久了！
洋人看不起我们，连自己人都快没了信心！
今天！就今天！我们有了亚洲最大的机械化露天矿！
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中国人，一点也不比别人差！我们能干成！”
看着刘飞那混杂着狂喜、委屈和扬眉吐气的复杂神情，党建国那句带着后世优越感的调侃话几乎是脱口而出：
“啧，当咱们一门心思想着要向别人证明‘我们不差’的时候，骨子里啊，其实还是觉得自己‘差’着呢。”
话一出口，他立刻后悔了。
心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
是啊，有什么资格去苛责此刻的刘飞，苛责这个时代呢？
生活在后世那个“谁家还没个空间站”的年代，根本无法真正体会这种被百年屈辱浸透骨髓的自卑与对“第一”近乎病态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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