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152章;面对蜀汉大厦将倾,诸葛亮却要力挽狂澜!
建兴二年(224),蜀汉大地,历经战火与丧主之痛,仿佛被一层浓重的阴霾所笼罩,“闭关息民”成为了这一年的关键词。
此时的诸葛亮,站在成都的城楼上,望着满目疮痍的国土,心中盘算着如何让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重新焕发生机。
他摒弃了那些陈旧的、仅专注于农业的治国思路,不再只是一味地“奖励农桑”“务农殖谷”。
在他深邃的目光里,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跳出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桎梏,将目光投向了蜀地丰富的资源。
盐,那晶莹剔透的晶体,在他眼中是财富的密码;锦,那色彩斑斓、工艺精湛的织物,更是通往外界的桥梁。
诸葛亮亲力亲为,深入盐场,与工匠们一同钻研,改进盐的制作工艺,让蜀地的盐品质更优、产量更高。
他还对蜀锦的生产倾注了大量心血,亲自设计图案,改进织机,使得蜀锦的花色愈发精美,质感愈发上乘。这些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蜀锦,通过蜿蜒的商路,被运往远方的曹魏、东吴,甚至更遥远的异域。
每一匹蜀锦的交易,都为蜀汉带来了珍贵的财富,如同涓涓细流,逐渐汇聚成恢复国力的江河。
在这韬光养晦的日子里,诸葛亮表面上对雍闿等人的挑衅与叛乱忍让再三,仿佛只是在静观其变。
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早已波涛汹涌,解决南中问题的计划,早已在他的案头反复推演,提上了最重要的议事日程。
南中叛乱,绝非简单的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冲突。诸葛亮敏锐地察觉到,在那叛乱的硝烟背后,有着东吴势力若隐若现的影子。东吴,如同一只蛰伏的猛兽,正觊觎着蜀汉的动荡,企图从中渔利。
倘若此时直接出兵平叛,极有可能引发东吴的干涉,进而导致汉、吴之间爆发军事冲突。这与诸葛亮“外结好东吴”,期望与东吴并力抗击曹魏的既定战略,是完全相悖的。
所以,要解决南中的乱局,首要之务便是切断汉、吴之间的矛盾纠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兴元年十月,刚刚执掌蜀汉大权不久的诸葛亮,派遣邓芝出使东吴。
邓芝肩负着摸清孙权底牌、修复两国关系的重任,踏上了东行的船只。
孙权果然是个首鼠两端的人物,他对邓芝的到来并不热情,甚至让邓芝坐了冷板凳。
要知道,此前孙权请和时,刘备先后派遣宋玮、费祎回访,都受到了礼遇,邓芝却遭遇如此冷遇。显然,孙权是想趁着蜀汉新遭国丧、国力虚弱之际,另有所图。
孙权本想冷处理蜀汉来使,可邓芝却不是个会坐以待毙的人。他主动求见孙权,开口便说:
“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这句话一下子引起了孙权的兴趣,他接见了邓芝。
孙权对邓芝说:
“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偪,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
邓芝从容应对,说道:“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邓芝太了解孙权了,他没有去谈那些虚无缥缈的天命、正统,而是直接从利益的角度切入,话语恳切,直击要害。
自从黄初三年(222)曹丕大举南征,魏、吴之间的战事便接连不断。曹丕没讨到多少便宜,孙权也损失惨重。
在魏、吴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邓芝把蜀汉的底牌亮了出来——要么做盟友,要么做敌人,没有任何模糊的余地。
如果孙权还抱着骑墙的态度,蜀汉必然会配合曹魏夹击东吴,到那时,东吴必然走向灭亡。
是啊,二弱相攻,最终只会自取灭亡。无论是与曹魏合攻东吴导致东吴灭亡,还是孙权像过去白衣渡江那样算计蜀汉导致蜀汉灭亡,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灭亡。
等死,难道要先死吗?
面对蜀汉这种同归于尽的威胁,孙权不得不重新考虑。他最终放弃了骑墙政策,与曹魏绝交,并在次年派遣辅义中郎将张温入蜀,汉、吴双方正式恢复了同盟关系。
表面上看,汉、吴两家使节往来频繁,关系好得像蜜里调油。
可要是仔细探究,就会发现其中另有一番滋味。
张温,作为出使蜀汉、缔结同盟的功臣,仅仅因为“称美蜀汉政”,就被孙权记恨,从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
而孙权为了策应南中叛乱树立的政治旗帜——刘阐,仍然挂着“益州刺史”的名头,驻扎在两国边境,继续充当叛党的精神支柱,丝毫没有要离开的迹象。
这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了,孙权嘴上说得好听,可他的实际行动却表明了一切——他并没有放弃“欲进图蜀”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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