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152章；面对蜀汉大厦将倾，诸葛亮却要力挽狂澜！
建兴二年（224），蜀汉大地，历经战火与丧主之痛，仿佛被一层浓重的阴霾所笼罩，“闭关息民”成为了这一年的关键词。
此时的诸葛亮，站在成都的城楼上，望着满目疮痍的国土，心中盘算着如何让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重新焕发生机。
他摒弃了那些陈旧的、仅专注于农业的治国思路，不再只是一味地“奖励农桑”“务农殖谷”。
在他深邃的目光里，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跳出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桎梏，将目光投向了蜀地丰富的资源。
盐，那晶莹剔透的晶体，在他眼中是财富的密码；锦，那色彩斑斓、工艺精湛的织物，更是通往外界的桥梁。
诸葛亮亲力亲为，深入盐场，与工匠们一同钻研，改进盐的制作工艺，让蜀地的盐品质更优、产量更高。
他还对蜀锦的生产倾注了大量心血，亲自设计图案，改进织机，使得蜀锦的花色愈发精美，质感愈发上乘。这些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蜀锦，通过蜿蜒的商路，被运往远方的曹魏、东吴，甚至更遥远的异域。
每一匹蜀锦的交易，都为蜀汉带来了珍贵的财富，如同涓涓细流，逐渐汇聚成恢复国力的江河。
在这韬光养晦的日子里，诸葛亮表面上对雍闿等人的挑衅与叛乱忍让再三，仿佛只是在静观其变。
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早已波涛汹涌，解决南中问题的计划，早已在他的案头反复推演，提上了最重要的议事日程。
南中叛乱，绝非简单的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冲突。诸葛亮敏锐地察觉到，在那叛乱的硝烟背后，有着东吴势力若隐若现的影子。东吴，如同一只蛰伏的猛兽，正觊觎着蜀汉的动荡，企图从中渔利。
倘若此时直接出兵平叛，极有可能引发东吴的干涉，进而导致汉、吴之间爆发军事冲突。这与诸葛亮“外结好东吴”，期望与东吴并力抗击曹魏的既定战略，是完全相悖的。
所以，要解决南中的乱局，首要之务便是切断汉、吴之间的矛盾纠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兴元年十月，刚刚执掌蜀汉大权不久的诸葛亮，派遣邓芝出使东吴。
邓芝肩负着摸清孙权底牌、修复两国关系的重任，踏上了东行的船只。
孙权果然是个首鼠两端的人物，他对邓芝的到来并不热情，甚至让邓芝坐了冷板凳。
要知道，此前孙权请和时，刘备先后派遣宋玮、费祎回访，都受到了礼遇，邓芝却遭遇如此冷遇。显然，孙权是想趁着蜀汉新遭国丧、国力虚弱之际，另有所图。
孙权本想冷处理蜀汉来使，可邓芝却不是个会坐以待毙的人。他主动求见孙权，开口便说：
“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这句话一下子引起了孙权的兴趣，他接见了邓芝。
孙权对邓芝说：
“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偪，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
邓芝从容应对，说道：“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邓芝太了解孙权了，他没有去谈那些虚无缥缈的天命、正统，而是直接从利益的角度切入，话语恳切，直击要害。
自从黄初三年（222）曹丕大举南征，魏、吴之间的战事便接连不断。曹丕没讨到多少便宜，孙权也损失惨重。
在魏、吴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邓芝把蜀汉的底牌亮了出来——要么做盟友，要么做敌人，没有任何模糊的余地。
如果孙权还抱着骑墙的态度，蜀汉必然会配合曹魏夹击东吴，到那时，东吴必然走向灭亡。
是啊，二弱相攻，最终只会自取灭亡。无论是与曹魏合攻东吴导致东吴灭亡，还是孙权像过去白衣渡江那样算计蜀汉导致蜀汉灭亡，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灭亡。
等死，难道要先死吗？
面对蜀汉这种同归于尽的威胁，孙权不得不重新考虑。他最终放弃了骑墙政策，与曹魏绝交，并在次年派遣辅义中郎将张温入蜀，汉、吴双方正式恢复了同盟关系。
表面上看，汉、吴两家使节往来频繁，关系好得像蜜里调油。
可要是仔细探究，就会发现其中另有一番滋味。
张温，作为出使蜀汉、缔结同盟的功臣，仅仅因为“称美蜀汉政”，就被孙权记恨，从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
而孙权为了策应南中叛乱树立的政治旗帜——刘阐，仍然挂着“益州刺史”的名头，驻扎在两国边境，继续充当叛党的精神支柱，丝毫没有要离开的迹象。
这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了，孙权嘴上说得好听，可他的实际行动却表明了一切——他并没有放弃“欲进图蜀”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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