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探七号”抵达日本壹岐岛的胜本港——根据《筹海图编》记载，这里是永乐二年倭寇的重要据点，也是源道义奉郑和之谕“擒献渠魁”的地方。程远站在胜本港的古海湾遗址前，手里捧着《日本一鉴》的抄本，书中“永乐甲申，源道义命将擒壹岐倭寇，献于郑和”的记载，与眼前散落着陶片的海湾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
“郑和使日的核心不是‘征伐’，而是‘震慑与教化’，”林珊展开一张明代壹岐岛地形手绘地图，图上用红圈标注的“倭寨”位置，恰好与现在的考古探方重合，“《四夷馆考》记载，郑和抵达日本后，并未直接派兵剿倭，而是通过源道义施压，让其主动清理倭寇据点。这种‘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既避免了战火，又彻底解决了倭患，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和为贵’思想。”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胜本港的沙丘下，发现了一处排列整齐的土坑墓群。墓中没有棺椁，只有简单的陶碗和日本刀作为随葬品，骸骨的姿势大多扭曲，骨骼上还残留着捆绑的痕迹。“这些骸骨很可能是当年被源道义擒获的倭俘，”郑海峰对着摄像机说，“碳十四检测显示，他们的死亡时间是1404±2年，正好是永乐二年，与‘献俘’时间完全吻合！”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其中一座墓中，发现了一枚刻有“倭”字的铜牌——铜牌的形制与明代军牌相似，但文字风格带有日本特色。“这应该是源道义给倭俘佩戴的标识，”方美怿用放大镜观察铜牌，“上面的‘倭’字是中文写法，说明源道义是按照明朝的要求处置倭俘，也证明郑和的谕令得到了严格执行。”
法医对骸骨进行了详细检测，发现其中一具骸骨的年龄约18岁，牙齿磨损严重，说明他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另一具骸骨的肋骨有明显的刀伤，推测是在抵抗中被抓获。“这些倭俘大多是贫困的日本渔民，因生计所迫沦为海盗，”林珊看着检测报告，感慨道，“郑和使日不仅解决了明朝的海防问题，也间接遏制了日本的海盗势力，让更多人免于沦为倭寇。这种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单纯的军事打击更有深远意义。”
当地的壹岐岛民俗博物馆得知这一发现后，主动提出与中国考古队联合举办“倭俘墓与中日和平”特展。展览开幕当天，一位日本老人带着祖传的《倭俘名册》来到现场，名册上记载了永乐二年被擒倭俘的姓名和籍贯，其中大部分来自日本的贫困渔村。“我的祖先曾是源道义的武士，”老人含泪说，“他在日记里写，郑和大人说‘人皆有求生之心，若能给予生路，何需刀剑相向’。这句话，我们家族世代相传。”
考古队返回宁波，在天一阁博物馆的库房里，发现了一批从未公开的明代档案——其中包括《郑和使日题本》《源道义献俘表》等珍贵文献，为郑和使日的历史细节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程远站在档案修复室里，小心翼翼地翻阅着《郑和使日题本》，上面用小楷写着“永乐二年十月，臣和率舟师抵日本对马岛，谕源道义：‘天子以两国生灵为念，若能擒倭献俘，定许通好贸易。’道义顿首称诺，遂遣将剿壹岐、对马倭寇”，字迹工整，盖有“内官监印”的朱红印章。
“这些档案是解开郑和使日谜团的关键，”林珊激动地说，“《郑和使日题本》详细记载了郑和与源道义的对话、献俘的数量（共二十三人）、勘合贸易的具体条款（十年一贡，人船不过二百），甚至包括舟师的规模（海船五十艘，兵三千人），这些细节在之前的文献中都语焉不详。”
方美怿在《源道义献俘表》中，发现了一幅手绘的“献俘图”——图中描绘了源道义将倭俘交给郑和的场景，郑和身穿绯色官袍，手持国书，身后的舟师船只排列整齐，气势威严却无剑拔弩张之势。“这幅图生动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方美怿指着图中的细节，“你看，郑和的手势是‘请’的姿势，而不是‘命令’，源道义则是躬身献俘，体现了双方的平等对话。这也印证了《日本一鉴》中‘和以礼相待，未施一兵’的记载。”
欧阳宗明则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郑和使日物资清单》，上面记载了船队携带的“丝绸二百匹、瓷器五百件、金银器五十件”，以及“勘合百道、国书一册”。“这些物资既用于赏赐源道义，也用于与日本民间的贸易，”欧阳宗明说，“清单中没有记载大规模的武器，只有‘防身刀剑三十柄’，进一步证明郑和使日的目的是和平外交，而非军事征伐。”
天一阁博物馆决定将这些档案与考古队发现的锚链、铜牌等文物一同展出，命名为“郑和使日——被遗忘的和平之旅”。展览期间，每天都有大量中日游客前来参观，其中不乏研究郑和的学者。“过去我们总认为郑和下西洋是‘耀兵异域’，”一位来自日本的学者说，“但这些档案和文物证明，郑和的航海事业更注重‘和平通好’，尤其是使日之行，为东亚海域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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