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远在展览的讲座中说：“郑和使日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了当时的倭患，更在于开创了‘以对话代替冲突，以贸易促进友好’的外交模式。这种模式，对当今的国际关系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考古队前往福建长乐的龙江船厂遗址——根据《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二年“命京卫造海船五十艘”，而龙江船厂正是当年建造郑和使日舟师船只的主要场所。程远站在船厂的船台遗址前，手里捧着一本明代的《龙江船厂志》，书中“永乐二年，造‘使日海船’五十艘，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可容三百人”的记载，与眼前的船台尺寸完全吻合。
“郑和使日的舟师船只，是明代航海技术的巅峰之作，”林珊指着船台旁的木材加工遗址，“我们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福建松和桐油残留，与《龙江船厂志》记载的‘以福建松为材，桐油防腐’完全一致。这些船只不仅体型庞大，还配备了先进的罗盘和水密隔舱，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安全保障。”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船厂的废料坑中，发现了一块刻有“永乐二年造”的船板残件，上面还残留着榫卯结构的痕迹。“这块船板的厚度有三寸，采用‘鱼鳞式’拼接工艺，”郑海峰说，“这种工艺能有效抵抗海浪的冲击，我们在宁波桃花渡发现的船板残件，就是用同样的工艺制作的，证明它们来自同一批船只。”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船厂的工具窖中，发现了一套完整的明代造船工具，包括罗盘、墨斗、刨子等，其中一枚铜制的罗盘指针依然完好，指向精准。“这枚罗盘的刻度是二十四向，与郑和使日航线中使用的‘丁未针’‘庚酉针’完全匹配，”方美怿用光谱仪检测，“罗盘的铜锡比例是9:1，与我们在日本对马岛发现的永乐通宝成分一致，证明当时的手工业技术已经非常标准化。”
福建考古研究所的老研究员陈建国，带着自己珍藏了三十年的《郑和使日航海图》抄本来到考古队。这份抄本是他的祖父在民国时期从一位传教士手中获得的，图上详细标注了郑和使日的航线、停靠点、暗礁位置，甚至包括每天的航行里程。“我研究龙江船厂一辈子，一直怀疑这里造过使日的船只，”陈建国激动地说，“现在有了船台遗址、船板残件和这份航海图，所有的疑问都解开了！”
程远握着陈建国的手，感慨道：“考古事业需要传承，就像郑和的航海技术一样。正是因为有了像您这样的前辈，我们才能一步步还原历史的真相。”
“海探七号”抵达韩国济州岛的耽罗港——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永乐二年郑和使日时，曾在此停靠补给，这也是郑和使日航线中唯一的朝鲜半岛停靠点。程远站在耽罗港的古码头遗址前，手里捧着一本朝鲜文的《耽罗日志》，书中“永乐二年冬，大明太监郑和率舟师抵此，求淡水、粮食，待风而行”的记载，与眼前的遗址布局相互印证。
“郑和使日不仅连接了中日，还间接促进了东亚三国的海上贸易，”林珊展开一张明代东亚海上贸易地图，“济州岛位于中日之间的航线中点，是天然的补给站。《耽罗日志》记载，郑和船队在此补给时，曾用中国瓷器交换朝鲜的人参、海带，这种民间贸易为后来的东亚海上贸易圈奠定了基础。”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码头的泥沙中，发现了大量的中国瓷器残片、朝鲜半岛的青瓷残片和日本的陶器残片，这些残片的年代都集中在永乐二年前后。“这些残片证明，当时的济州岛已经是东亚三国贸易的中转站，”郑海峰说，“我们在其中一片中国瓷片上发现了‘郑和使日’的字样，虽然只有一半，但足以证明这是当年船队留下的遗物。”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码头旁的水井遗址中，发现了一枚明代的“永乐通宝”和一枚朝鲜的“朝鲜通宝”，两枚铜钱紧紧贴在一起，像是被人特意收藏的。“这两枚铜钱是东亚贸易的实物证据，”方美怿说，“它们的年代相同，说明当时中日韩三国的货币已经可以互通，而郑和使日正是促成这种互通的重要契机。”
韩国济州岛文化院主动提出与中国考古队联合发掘耽罗港遗址，并计划建立“郑和使日补给站纪念馆”。在联合发掘启动仪式上，韩国文化部长官说：“郑和使日不仅是中日两国的历史，也是东亚三国共同的历史。它证明，早在六百年前，东亚就已经通过海洋实现了和平交流与贸易往来。”
程远在仪式上回应：“我们希望通过共同发掘和研究，还原东亚海上贸易圈的形成过程，让和平、合作、共赢的精神在东亚地区永远传承下去。”
“郑和使日——东亚和平的航海传奇”国际特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展厅内，从宁波桃花渡的锚链残件到日本对马岛的勘合碑，从福建龙江船厂的船板到韩国济州岛的铜钱，一件件文物串联起郑和使日的全过程，也展现了东亚海上和平秩序的形成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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