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苏军的进攻节奏快得令人窒息。T-34坦克集群在开阔平原上的闪电突击，根本不给日军任何构筑纵深防线的时间。曾经被认为坚固的筑垒地域，在重炮和坦克的直瞄射击下，纷纷土崩瓦解。溃退的日军部队，丢弃了重装备，沿着残存的公路铁路，狼狈不堪地向南涌向吉林和长春方向。
龙江大部地区的失守，对日本关东军而言，不仅仅是大片领土的丧失，更是其“满洲国”国防神话的彻底破灭。
长春，关东军司令部。
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将站在巨大的满洲地图前，原本代表日军控制区域的蓝色，如今已被刺眼的红色从北、西两个方向大面积侵蚀，只剩下以长春、吉林、奉天为核心的狭长地带，以及辽东半岛和大连、旅顺等出海口，像摇摇欲坠的孤岛。
“司令官阁下，”参谋长声音沙哑地汇报，“各部收容情况十分不理想，兵力损失严重，重武器遗失殆尽。苏军先头部队的装甲侦察分队，已出现在长春以北一百五十公里的农安、德惠一带！吉林市外围也已发现敌踪！”
梅津美治郎脸色铁青，他知道，关东军的精锐早已被不断抽调到关内和太平洋战场，现在留守的部队无论是数量、装备还是士气，暂时无法与苏军正面抗衡。
“命令！所有部队，停止无序后撤！以长春、吉林、沈阳为核心，构筑环形防御工事，实施堡垒防御！每一座城市，都要成为消耗俄国人的血肉磨坊！同时，急电东京大本营，请求……请求紧急战术指导和新锐师团增援！”
很快来自东京大本营的指令下达：“鉴于海军主力深陷太平洋，无法提供有效支援，大本营命令本土远程轰炸机部队，对向长春、吉林推进的苏军梯队实施持续不断的战略轰炸，以迟滞其进攻势头。”
于是，双方代价惨烈的消耗战开始了。至九月末，东北战局暂时陷入了一种残酷的僵持。苏军因长途推进，后勤补给线拉长，攻势略有放缓，开始认真准备对长春、吉林等坚城的攻坚战。而日军则蜷缩在几个大城市里，依靠坚固工事和“玉碎”决心负隅顽抗。
华北八路军攻克保定，光复华北大部、重创日军的捷报，快速传到了大江南北。上海、武汉、广州、南京等地的街头巷尾， 私下纷纷传颂着胜利的消息。
许多地方原本处于分散的抗日力量，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与八路军联系。或请求支援，全国抗日力量大联合的趋势，正在悄然形成。
与全国抗日力量的振奋形成鲜明对比的，重庆国军的复杂心态纷呈各异。
委员长看着侍从室送来厚厚一摞各地关于华北大捷的反应报告，面色阴沉。
“娘希匹！羽翼已丰！”他喃喃自语，手中的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八路军控制的区域狠狠划了一道。
“委座，”陈诚小心翼翼地汇报，“国内外舆论，现在都对华北战事赞誉有加，尤其是对八路军……这对我们，并非全是好事啊。”
“我知道！”蒋介石烦躁地打断他，“绝不能让共产党独占鳌头，用好我们的报纸喉舌！这可不是他八路一家之功！”
很快，重庆的《中央日报》等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和战报，标题极具导向性：
《国军敌后抗战之辉煌胜利——华北我军光复保定重镇！》
《委员长运筹帷幄，华北战场捷报频传！》
《全国一体，共抗暴日——论保定大捷之伟大意义》
文章内容极力强调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其胜利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取得的。对于八路军的具体战法和装备优势，则含糊其辞，或归功于“将士用命”，或暗示有“国际援助渠道”，绝口不提其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宣传机构还刻意突出报道一些国民党游击队在各地制造的零星战斗，试图营造一种“全国战场都在委员长指挥下高歌猛进”的虚假繁荣景象。
国际上，重庆政府也紧急指示其驻外使领馆，向盟国强调“中国战场”的整体性，将八路军的胜利包装在国民政府领导的全民族抗战框架内，试图将国际援助和赞誉引向重庆。
这套“摘桃”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部分国内外民众的视听。但在真正了解内情的军政高层和前线将士眼中，这无异于掩耳盗铃。
就在华北总部忙于消化胜利、筹划东进，全国局势波谲云诡之际，一个几乎半年不见的身影，风尘仆仆的找到了八路军的前线驻地。
张浩宇刚从一场关于山东战役后勤保障的会议上下来，就被机要参谋告知，有一位“姓赵的老同志”在指挥部旁的休息室里等他，说有极其重要的事情汇报。张浩宇心中一动，快步走去。
推开休息室的门，一股淡淡的土腥味和草药味扑面而来，待张浩宇看清那人的模样时，心头猛地一颤，几乎不敢相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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