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州市，国安大厦顶层，一间没有任何标识的会议室内，空气仿佛凝固的铅块，沉重得让人呼吸都变得滞涩。
金属墙壁反射着冷白色的微光，中央空调低频的嗡鸣在耳膜上持续施压，像一根无形的针，缓慢刺入神经深处。
指尖触碰到座椅扶手时，能感到那层哑光漆面下透出的微凉，仿佛整座房间都被抽走了温度。
巨大的全息屏幕上，正以秒为单位刷新着一张覆盖全国的动态地图。
幽蓝色的光晕在空中浮动，数据流如细小的银鱼穿梭其间，发出极轻微的“滋滋”声，像是电流在玻璃管中游走。
地图上没有省市边界，只有无数个或明或暗的光点，汇聚成一片流动的星海——红点微弱而密集，黄点零星闪烁，蓝点则如深空星辰般稳定却遥远。
每一个光点，都代表着一个“共益”理念下的社区自发项目。
它们不在官方名录中，不接受财政拨款，却悄然生长在城市的缝隙里。
坐在屏幕前的男人叫方振，他指节修长，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神却像手术刀一样冰冷。
镜框边缘泛着一丝冷光，映出他瞳孔里那片不断跳动的数据星河。
他呼吸极轻，几乎听不见，唯有指尖偶尔敲击空中界面时，发出一声短促的“滴”，如同心跳的节拍器。
他是“社会治理风险评估办公室”的负责人，一个只存在于机密文件中的机构。
“方主任，”他身后的分析员声音干涩，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话音里带着轻微的颤抖，“‘社会稳定指数’在过去六个月内，下降了0.8个百分点。虽然仍在安全阈值内，但这是十年来首次出现无外部重大事件下的持续下滑。”
方振没有回头，目光依旧锁定着那片“星海”。
他的侧脸轮廓被屏幕蓝光勾勒得锋利如刃。
“‘公众满意度’和‘基层幸福感’指数呢？”
“……同步上升了3.2个百分点。”分析员的声音里透着一丝困惑，“但问卷数据显示，这些满意度主要集中在未纳入官方评估体系的社区项目中——比如邻里互助组、民间教育联盟、草根环保队。它们不登记、不报备，却在居民口中‘比居委会还管用’。”
方振的指尖微微一顿。
——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不是不满，而是替代。
稳定指数下降，不是因为动荡，而是因为失控。
民众不再依赖体制提供的解决方案，而是自己动手，编织出一张看不见的网。
这张网没有节点，没有中心，却正在悄然接管社会的毛细血管。
他伸手在空中轻轻一划，地图瞬间切换成一张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网，但中心却是空的。
线条如蛛网般蔓延，却始终无法收束到某个核心人物。
空气里传来数据重构时的细微爆裂声，像是静电在耳边炸开。
“查得怎么样了？”他问。
“毫无进展。”分析员的额头渗出细汗，汗珠顺着太阳穴滑落，在灯光下闪出一道湿痕，“我们动用了最高权限的数据追溯，分析了所有可疑资金流、通信记录和人员流动。结果发现，这些项目就像是……从土壤里自己长出来的。”
他顿了顿，补充道：“它们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统一的纲领，甚至没有统一的标识。唯一的共同点，是一种名为‘共益’的底层协议。但这个协议的传播方式……近乎病毒。一个高中生的创新大赛项目、一本社区工作者私下流传的小册子、一个残障青年运营的匿名网络、一个县城中学的写作活动、一份档案馆里的旧磁带……这些线索就像蒲公英的种子，我们能找到种子落下的地方，却找不到那阵最初的风。”
方振沉默了。
真正可怕的，是某种思想完成了“自复制编码”——它不需要领袖，只需要一个触发点。
一个故事、一句话、一首歌，就能激活沉睡的土壤。
就像病毒不需要大脑，也能演化出免疫逃逸能力。
他站起身，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脚下这座钢铁森林。
雨滴在玻璃上蜿蜒滑落，将城市的灯火拉成一道道模糊的光带，如同被泪水浸湿的油画。
远处高架桥上的车流，发出低沉的轰鸣，像是大地在不安地喘息。
“传我的命令，”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每一个字都像钉入木板的铁钉，“启动‘阳光计划’。”
身后的分析员猛地抬头，眼中满是震惊。
——这本应是需要三名以上委员联署才能开启的终极程序，但“社会治理风险评估办公室”的章程里，有一条从未公开的附加条款：**当‘认知渗透率’超过临界值，主任拥有单方面激活权。
**
“阳光计划”，一个被封存的S级预案。
其核心不是打压，而是“收编”。
它将以国家力量介入，对所有优秀的民间自发项目进行“评级、扶持、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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