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布卷在手中粗糙而沉重，带着昨夜残留的体温。
他听到远处两个早起的工人一边抽烟一边小声议论。
火光在黑暗中明灭，烟味混着晨露的清冷钻进鼻腔。
一个说：“这异议箱的法子真管用，谁教的？”
另一个深深吸了口烟，吐出的烟雾在微光中缓缓散开，像一句未尽的话：“教啥教？咱自己想的。”
与此同时，京城的一间咖啡馆里，苏晓芸将一份录音笔的文字稿推到了出版社编辑面前。
木质桌面上，咖啡杯留下一圈淡淡的渍痕。
“这录音是三个月前我在菜市场蹲点录的。那位老菜贩讲完最后一句话时，对我说：‘姑娘，你说你要听人话，那你得先学会蹲下来。’”她声音很轻，却像石子投入深水。
编辑面露难色：“苏老师，您是‘倾听运动’的奠基人，我们需要您的名头来为这本书背书。”
苏晓芸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编辑只好拿起那份稿子。
稿子记录的是一位菜市场老菜贩教一个新来的年轻摊主如何做生意。
“……你记着，你要听人没说的。那个天天来买两根葱的大妈，她不是真的就要那点葱，她是儿子女儿都在外地，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想找个人搭话。那个每周都来称半斤肉的大爷，你别看他每次都挑最瘦的，他不是自己要吃，是老伴病了，医生说要补充营养，他自己舍不得，就想给老伴尝尝味儿……”
书最终还是出版了，序言部分就是这段朴素的对话。
几个月后，某市的城管局悄悄加印了一百本，没有公开发放，而是私下发给了直属的执法大队队员。
一周后，一名年轻的城管队员在巡查到一个卖菜的老太太摊前时，没有立刻驱赶，而是在她面前蹲了下来，膝盖压着裤管，轻声问：“阿婆，我看您今天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扰了什么。
老太太先是一愣，随即眼圈一红，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滴在堆满青菜的秤盘上，发出轻微的“嗒”声。
“我老伴走了三个月了……这三个月，没有一个人问过我一句。”
苏晓芸从朋友那里听到这个故事后，在日记本上写道：“当官话学会了听人话，改变，就藏在那一句看似多余的问话里。”
而在另一片土地上，林诗雨正面临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她投资的那个小小的废品回收站，被一家实力雄厚的国企盯上了。
对方派来的代表西装革履，满口都是“整合共益模式”、“打造区域循环经济样板”这类宏大而空洞的词汇，条件优渥，但言语间透着不容置喙的傲慢。
林诗雨表面上笑脸相迎，应允谈判，背地里却悄悄发动了回收站里那些以拾荒为生的村妇们。
她没有教她们如何对抗资本，而是帮她们成立了一个“自主决策会”，并设计了一套严密的“反收购预案”。
谈判前一周，林诗雨连续三个晚上教她们读协议条款。
有人不识字，她就一句句念，用方言解释。
“签字不是画押，是你们自己做主的权利。”她的声音在昏黄的灯泡下显得格外坚定。
谈判那天，国企代表意气风发地展示着PPT，激光笔的红点在幕布上跳动。
轮到村妇代表发言时，一个年近五十的大姐只是平静地站起来，对着话筒说了一句：“我们不是你们报表上的资产，我们是靠这个过日子的人。”她的声音不大，却像一块石头砸进会议室的寂静里。
一句话，让所有精心准备的商业术语都显得苍白无力。
国企的提案最终被撤回。
林诗雨离开前，将一本打印的《非典型产权界定手册》留在了会议室。
扉页上，她用钢笔写着：“有些东西，越是分不清你我，才越是真正属于大家。”
几乎在同一时间，周敏回到了自己的母校。
她应邀来指导青年教师如何开展一个名为“家庭困境匿名通道”的项目。
座谈会上，一个年轻老师满脸忧虑：“周老师，我们设立这个通道，如果学生真的写了真话，那些困境我们根本没能力帮助解决，那不是更让他们失望吗？”
周敏没有直接回答。
她打开随身带来的一个旧皮箱，灰尘在阳光中缓缓浮起，像无数微小的星尘。
里面是一沓沓用牛皮筋捆好的信件复印件——那是她当年读书时，和同学们投进“保险柜”里的作文。
当年心理老师退休前，偷偷把一箱未销毁的“保险柜”信件交给了她。
她说：“总得有人记得，孩子们也曾真心说过话。”
她让在场的老师们每人拿一份，轮流朗读。
信里，有父母失和的争吵，有贫困带来的自卑，有对未来的迷茫。
纸页翻动的声音沙沙作响，像一场无声的雨。
一篇篇读下来，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空气仿佛凝固，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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