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的手停在璇玑图中间,一动不动。红雾早就没了,但他手下的泥土还在轻轻抖,像是地底下有什么东西在跳。
这震动不强,但很有规律。他把手掌贴紧地面,能感觉到一种像呼吸一样的节奏。他闭上眼睛,慢慢沉下心,耳边的风声越来越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低低的嗡嗡声,像是从地底传来的。
他没把手拿开,反而压得更紧了。三根手指轻轻搓了搓,不是试水,也不是试风,是在试探这片土地里还剩的一点气息。
十年前,赵铁柱第一次带他来这块田时,也这样蹲在地上摸土,说:“你看,这土还会‘喘’。”那时他不懂,以为是老人迷信。现在他明白了:只要土还能“喘”,就说明它还没死。
东南角的地有点热,比别的地方高一点。这种热不像太阳晒的,也不像机器发热,而是闷在土里的那种烫。他心里一紧,想起赵铁柱临死前说的话:“东南角发烫,就是它要醒了。”
“它”是什么?没人说得清。档案里叫“污染源”,报告说是“异常生物活性区”。老一辈人管它叫“地魇”。
百年前这里有个炼铜厂,排了很多毒,后来厂倒了,人搬走了。政府修过几次,说“生态修复完成”,可种的庄稼年年枯死,地下水有问题,连蚯蚓都不来。
这块地就成了“死田”,没人耕种。只有少数研究者会来。赵铁柱就是其中一个。他是修水利的出身,祖上三代都治水。他说过一句话:“水可以改道,土也能翻新,但人心要是死了,地就真的活不了。”
现在赵铁柱走了,留下一本旧笔记本、一个青铜罗盘,还有一句没说完的话。
陈砚闭眼,忽然闻到一股腥味,混着铁锈和烂叶子的味道。他知道这是“病灶反噬”,说明被封住的东西快出来了。
他拿出那本破旧的笔记本。封面磨坏了,纸页发黄,还有泥点和水渍。第一页是一张手画的地图,标了整片田的水路、菌丝分布和七个关键点。每一笔都被反复描过,看得出改了很多次。
他翻到暴雨夜那天的记录,上面写满了数据:水压、菌丝活性、地磁偏移……那天雷雨大作,监测系统突然失灵,所有数字归零。他们赶到现场,发现主渠裂开,菌丝全灭,连最耐脏的苔藓都变黑烧焦。
让他愣住的是夹层里的一行小字。
那字很浅,差点看不见。四个歪歪扭扭的字——“雷不过岗”,像是用指甲划出来的,透着一股拼命的警告。
他低声念了一遍:“雷不过岗。”
声音很轻。
再念一遍,拉长了一点。
第三遍,他不由自主哼起了小时候祖母教的插秧调。
那是乡下人春耕时唱的小调,没谱也没固定旋律,只有一个稳稳的节奏。歌词很简单:
“春踩泥,脚底知深浅;
夏听渠,耳畔识清浊。”
他声音不高,但很沉,一字一字落下,像钉子敲进土里。
奇迹发生了。
原本熄灭的菌丝光点,开始亮起来!先是几点蓝绿色的微光,接着连成一片,顺着沟渠蔓延,像黑夜中亮起的星星。古稻枯黑的叶子不再萎缩,反而冒出一丝嫩绿。
但这光太弱,随时可能灭。他知道,单靠一首歌不行,必须完成整个仪式。前提是恢复灌溉系统。
他看向那台废弃的水车。它还在响,齿轮空转,铜阀不见了,只剩一圈锈迹,在晨光下发红。
这座水车是清朝赵家先祖建的,靠山泉带动四级提水,当年全村靠它活命。每年春耕都要举行“启轮祭”,由长辈点燃艾草,绕车三圈,念《导水诀》。后来装了电机,但老人们清明还是会祭一次,说是“敬工器如敬人”。
赵铁柱死后,没人再管。电机坏,管道堵,水车成了摆设。可今天,它自己转了起来。
陈砚蹲下,拿出赵铁柱留下的青铜罗盘。表面全是划痕,都是这些年测田留下的。他用拇指抚过最深的一道——那是赵家老渠的基准线,赵铁柱父亲亲手刻的。指尖碰到那道凹槽时,心里猛地一颤。
他又从怀里掏出祖父留下的竹制暖窠。那是冬天取暖的小竹筒,现在已变成深褐色。他把它放进水里,塞进旁路缺口。竹子吸水后胀大,刚好堵住分流口。动作很熟,像做过很多遍。
其实他只见过祖父做一次。那年他八岁,雪落在肩头,祖父蹲在冰裂的渠边,一边塞暖窠一边说:“竹子懂水性,木头认泥土,咱们人啊,就得学会借它们的劲儿。”
当时他不懂,现在懂了。种地不能靠蛮力,要顺自然的势。
他闭上眼,心里默念:“春踩泥,夏听渠。”
这是祖辈传下来的口诀,不是规矩,是感觉。春天脚踩多深,决定秋天稻穗弯多低;夏天听水流声,就知道哪里该修。
他脱鞋,赤脚走进主渠。水流冰冷,冲着小腿。他耳朵贴近水面,听到西北方向有断续的撞击声,像是水流撞上了东西又被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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