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的手停在璇玑图中间，一动不动。红雾早就没了，但他手下的泥土还在轻轻抖，像是地底下有什么东西在跳。
这震动不强，但很有规律。他把手掌贴紧地面，能感觉到一种像呼吸一样的节奏。他闭上眼睛，慢慢沉下心，耳边的风声越来越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低低的嗡嗡声，像是从地底传来的。
他没把手拿开，反而压得更紧了。三根手指轻轻搓了搓，不是试水，也不是试风，是在试探这片土地里还剩的一点气息。
十年前，赵铁柱第一次带他来这块田时，也这样蹲在地上摸土，说：“你看，这土还会‘喘’。”那时他不懂，以为是老人迷信。现在他明白了：只要土还能“喘”，就说明它还没死。
东南角的地有点热，比别的地方高一点。这种热不像太阳晒的，也不像机器发热，而是闷在土里的那种烫。他心里一紧，想起赵铁柱临死前说的话：“东南角发烫，就是它要醒了。”
“它”是什么？没人说得清。档案里叫“污染源”，报告说是“异常生物活性区”。老一辈人管它叫“地魇”。
百年前这里有个炼铜厂，排了很多毒，后来厂倒了，人搬走了。政府修过几次，说“生态修复完成”，可种的庄稼年年枯死，地下水有问题，连蚯蚓都不来。
这块地就成了“死田”，没人耕种。只有少数研究者会来。赵铁柱就是其中一个。他是修水利的出身，祖上三代都治水。他说过一句话：“水可以改道，土也能翻新，但人心要是死了，地就真的活不了。”
现在赵铁柱走了，留下一本旧笔记本、一个青铜罗盘，还有一句没说完的话。
陈砚闭眼，忽然闻到一股腥味，混着铁锈和烂叶子的味道。他知道这是“病灶反噬”，说明被封住的东西快出来了。
他拿出那本破旧的笔记本。封面磨坏了，纸页发黄，还有泥点和水渍。第一页是一张手画的地图，标了整片田的水路、菌丝分布和七个关键点。每一笔都被反复描过，看得出改了很多次。
他翻到暴雨夜那天的记录，上面写满了数据：水压、菌丝活性、地磁偏移……那天雷雨大作，监测系统突然失灵，所有数字归零。他们赶到现场，发现主渠裂开，菌丝全灭，连最耐脏的苔藓都变黑烧焦。
让他愣住的是夹层里的一行小字。
那字很浅，差点看不见。四个歪歪扭扭的字——“雷不过岗”，像是用指甲划出来的，透着一股拼命的警告。
他低声念了一遍：“雷不过岗。”
声音很轻。
再念一遍，拉长了一点。
第三遍，他不由自主哼起了小时候祖母教的插秧调。
那是乡下人春耕时唱的小调，没谱也没固定旋律，只有一个稳稳的节奏。歌词很简单：
“春踩泥，脚底知深浅；
夏听渠，耳畔识清浊。”
他声音不高，但很沉，一字一字落下，像钉子敲进土里。
奇迹发生了。
原本熄灭的菌丝光点，开始亮起来！先是几点蓝绿色的微光，接着连成一片，顺着沟渠蔓延，像黑夜中亮起的星星。古稻枯黑的叶子不再萎缩，反而冒出一丝嫩绿。
但这光太弱，随时可能灭。他知道，单靠一首歌不行，必须完成整个仪式。前提是恢复灌溉系统。
他看向那台废弃的水车。它还在响，齿轮空转，铜阀不见了，只剩一圈锈迹，在晨光下发红。
这座水车是清朝赵家先祖建的，靠山泉带动四级提水，当年全村靠它活命。每年春耕都要举行“启轮祭”，由长辈点燃艾草，绕车三圈，念《导水诀》。后来装了电机，但老人们清明还是会祭一次，说是“敬工器如敬人”。
赵铁柱死后，没人再管。电机坏，管道堵，水车成了摆设。可今天，它自己转了起来。
陈砚蹲下，拿出赵铁柱留下的青铜罗盘。表面全是划痕，都是这些年测田留下的。他用拇指抚过最深的一道——那是赵家老渠的基准线，赵铁柱父亲亲手刻的。指尖碰到那道凹槽时，心里猛地一颤。
他又从怀里掏出祖父留下的竹制暖窠。那是冬天取暖的小竹筒，现在已变成深褐色。他把它放进水里，塞进旁路缺口。竹子吸水后胀大，刚好堵住分流口。动作很熟，像做过很多遍。
其实他只见过祖父做一次。那年他八岁，雪落在肩头，祖父蹲在冰裂的渠边，一边塞暖窠一边说：“竹子懂水性，木头认泥土，咱们人啊，就得学会借它们的劲儿。”
当时他不懂，现在懂了。种地不能靠蛮力，要顺自然的势。
他闭上眼，心里默念：“春踩泥，夏听渠。”
这是祖辈传下来的口诀，不是规矩，是感觉。春天脚踩多深，决定秋天稻穗弯多低；夏天听水流声，就知道哪里该修。
他脱鞋，赤脚走进主渠。水流冰冷，冲着小腿。他耳朵贴近水面，听到西北方向有断续的撞击声，像是水流撞上了东西又被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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