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洒在山尖，照到新翻的黑土上。天边的云慢慢变红，田野亮了起来。远处的山还在雾里，看不太清。风从谷口吹来，有点凉，吹在脸上让人一抖。
这是一年中最安静的清晨，也是最不平凡的一天。
叶子上的露珠还没干，闪闪发亮。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还有一点点腐叶的香味。一只蜻蜓飞过水面，翅膀碰了下雾气，水面上起了小圈波纹。它飞得很低，尾尖偶尔点一下水，又飞走了。
田里裂开的土缝中长出了嫩芽，整整齐齐排成一行。这些芽的叶子展开的方向，和老稻根的纹路一样。每棵小苗都挺直身子，叶尖挂着露水，看起来安静又有规矩。它们之间的距离一样，倾斜的角度也相同，连叶子弯的弧度都差不多。
几个村民蹲在田边看着，有人皱眉，有人惊讶。他们种了一辈子田，见过春播秋收，见过旱涝虫灾，却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没有播种的人影，没有机械轰鸣，甚至连脚印都没有留下，可秧苗就这样一夜之间整齐列队。
老李头拄着拐杖走过来，脚步缓慢。他今年七十八岁，背驼得厉害。他是村里最老的农人，一辈子没离开过这块地。他弯腰仔细看，用三根手指量了量行距，声音很小地说：“三指宽，不多不少。跟我爹教我的方法一样。”
他说这话时没有吃惊，反而像确认了什么。
旁边有人轻声说：“雷不过岗，禾不过坎。”
这是句老话，现在没人记得了。说话的是张桂兰，她是外村嫁来的，四十多年前来到这里。她学过拼音，会用手机，家里装了宽带，孙子在城里读大学。可今天，这句话竟不由自主地从她嘴里冒了出来，说完自己也愣住了。
大家都不说话了。风吹过田埂，沙沙响。孩子们上学路过，停下脚步远远看着，小声问：“这些苗是谁种的？”
没人回答。老刘头摆摆手，什么也没说，只是一直盯着那片田。
就在这时，陈砚从父亲坟前走来。
他穿着一件洗白的蓝布衫，袖口磨毛了，裤脚卷到小腿，露出沾泥的脚踝。鞋底沾着露水，在田埂上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他没说话，蹲下身，伸手抓了把土搓了两下。土温比昨晚高了些，摸起来像有节奏地跳动。那种暖意不是太阳晒的，是从地下传上来的。
“不是谁种的。”他开口了，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都听见，“是地记得。”
没人接话。有人看他，眼神复杂；有人低头看脚下的土。老王婆伸手碰了碰小苗，手微微发抖。她快八十岁了，背驼得厉害，动作很轻，像摸小孩的脸。她的丈夫死于饥荒年，儿子在工地摔断了腿，女儿远嫁西北多年未归。她说过：“只要还能弯腰，我就要插下这一株秧。”
她突然红了眼眶，嘴唇哆嗦着说：“我娘当年就这么教我插秧……一步三苗，不能乱。她说，行乱了，气脉就断了，收成要少一半。”
她的话让很多人愣住。有些人悄悄擦了眼角。这片田他们种了几十年，可什么时候想过什么叫“气脉”？什么时候把插秧当成一种传承？年轻人只知道化肥、除草剂、无人机撒种，怎么走步、怎么握秧、怎么听水辨土，早就被当成笑话。
可今天，这些老规矩回来了。
陈砚站起来，从工具包里拿出一把旧竹尺。这是他爸生前用的，边角磨得光滑，刻度模糊但没坏。他沿着田垄一步步走，每一步落下，秧苗间距都刚好。他停下，把竹尺递给身后的人：“按这个来，不用仪器。”
那人接过尺子，手有点抖。他是农技员张志远，三十多岁，研究生毕业，平时信科学数据，GPS、无人机都会用。去年他还写过论文《传统农法在现代种植中的失效性分析》，在学术会议上赢得掌声。他曾认为：农业必须现代化，效率优先，经验主义终将被淘汰。
可现在，他站在田头，拿着粗糙的竹尺，看着那一排排整齐得近乎诡异的秧苗，忽然觉得那些冰冷的数据模型如此苍白。他低头看看尺子，又看看田，最后说了一句：“也许……我们错的不是方法，是我们忘了倾听。”
没有人再质疑。大家脱了鞋袜，赤脚踩进泥里。泥土软软的，脚底感觉舒服。有人哼起老调子，跑调了，但慢慢地，其他人也跟着唱起来。声音不大，但连成一片，飘在田野上。
风变得温柔了。秧苗越看越整齐，不只是距离，连弯曲的角度都在重复百年前的节奏。这些弧度、方向，竟和族谱里的“九宫秧法”一样——那是陆家祖先创下的耕作方式，讲究天地人合一，用人的步伐模仿星宿运行，每株秧苗对应天上一颗星。这方法曾让陆家人年年丰收，被称为“活命之术”，五十年代后失传了。
可现在，它回来了。
远处主渠的水流平稳推进，广播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今日宜栽薯，东南坡深埋三寸。”
是赵铁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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