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自古便是帝国的钱袋子，风雅温柔乡。
当北方的寒风还在呼啸时，苏州的山塘街早已是流水画舫，软语吴歌。丝绸铺的掌柜们摇着折扇，讨论着今年春茶的成色；米行的老板们拨着算盘，计算着从湖广运来的漕粮又能带来多少利润。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源自千里之外塞上孤城的经济风暴，即将毫无征兆地席卷这片繁华之地。
“听说了吗？北边来的，代王府的人，在收铜！”
“代王府？就是那个在山西跟鞑子打仗的藩王？”
“可不是嘛！听说皇上让他造什么新式火炮，一年要三百门！那得用多少铜啊！”
“我的乖乖，他们出价可真高！市价一斤五十文的红铜，他们开口就是七十文！有多少要多少，现银交易，绝不拖欠！”
这样的对话，在短短数日之内，传遍了苏州、杭州、松江府的每一个角落。
最初，本地的铜商们还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将一些积压的库存高价卖给了这些“北方来的冤大头”，狠狠赚了一笔。他们以为这不过是一阵风，刮过就没了。
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
这些代王府的“采购员”们，仿佛拥有无穷无尽的银子。他们不仅买铜锭，还买旧铜器，甚至连市面上流通的铜钱，他们都照单全收，而且是以一比一点二的比例，用白银来换。
这一下，整个江南的铜市，彻底疯了。
一个名叫钱铎的年轻人，是这次行动在苏州的总负责人。他是朱衡从投诚的晋商子弟中亲自挑选出来的，脑子活络，胆子又大。此刻，他正坐在一间不起眼的茶楼雅间里，听着手下人的汇报。
“钱爷，咱们已经吃下了苏州府市面上超过七成的铜料。现在黑市的铜价，已经翻了两番，到一百五十文一斤了，还有价无市！”
“城里几家最大的铜铺，都关门了。他们没铜可卖了。”
“还有个事，底下人说，官府的铸钱局，派人出来想采购铜料，结果跑遍了全城，一斤都没买到。局里的炉子，都快熄火了。”
钱铎端起茶杯，吹了吹漂浮的茶叶，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ared的笑意。
这一切，都在王爷的计划之中。
王爷在给他下令时，曾用一种他听不懂的词语，描述过这个计划——“金融饱和攻击”。
王爷说：“江南的富庶，是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平衡上的。他们产丝、产茶、产棉布，但他们不产足够的粮食，也不产足够的铜。他们的经济命脉，就是运河和铜钱。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掐住铜钱这个脖子，再用粮食，给他们来一记狠的。”
“下一步，按计划进行。”钱铎放下茶杯，声音沉稳，“把风声放出去。”
“是！”
当天下午，一个新的流言，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苏州的茶馆酒楼、秦楼楚馆里飞速传播开来。
“号外！号外！北边要打大仗了！”
“听说代王爷在山西练了十万新军，这次要主动出击，直捣鞑靼王庭！”
“朝廷已经下了密令，征用运河上所有的大船，要运送军粮和军械北上！南下的漕运，从下个月起，全停了！”
这个消息，比铜价飞涨还要惊悚。
江南不产粮！
这片帝国最富庶的土地，百万人口的吃穿用度，全都依赖于从湖广、江西等地，通过京杭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粮食。
运河一断，就等于断了江南的命脉！
起初，大部分人对此嗤之
以鼻。
“胡说八道！朝廷怎么可能断了江南的漕运？这不是自掘坟墓吗？”丝绸巨商沈万三的后人，如今苏州商会的会长沈修，在他的豪宅里，对着一群忧心忡忡的商贾们大放厥词，“不过是些北方蛮子不懂经济，在那胡乱炒作罢了。大家稍安勿躁，官府自会辟谣。”
然而，官府的“辟谣”迟迟没有等来。
相反，他们等来的是米价的第一波上涨。
城里最精明，也最没有安全感的一批人——那些小商贩、手工作坊主，他们最先开始行动。他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揣着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冲进了米行。
“老板，给我来五石米！”
“我要十石！”
米行的老板们起初还乐呵呵地敞开卖，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不对劲了。买米的人越来越多，大有把米行搬空的架势。恐慌是会传染的。当看到邻居家的米缸都填满了，自己家里还空空如也时，再镇定的人也坐不住了。
第二天，米价上涨三成。
第三天，米价直接翻了一倍！
到了第四天，城里最大的几家米行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人们扛着钱袋，脸上写满了焦虑。而米行的老板们，则紧锁眉头，开始限量出售。
沈修也坐不住了。
他府上养着上百号人，还有城外几百名织工要靠他吃饭。他家里的存粮，最多只能撑半个月。
他派管家带着足足一千两银子去买米，结果管家空着手，哭丧着脸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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