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两年过去，再有一年我就中学毕业。我大部分时间在宣传队里度过，文化课田园里一片荒芜。我唯一为班级做的一件事，出了几期《从中笑》壁报。我早被替换了学习委员职务，应付频繁的考试，成了沉重负担。考文科和作文我信手拈来，考数理化束手无策，只能厚着脸皮照抄。那天下午考数学，我去街里走了一圈，再不想回学校，干脆回家算了。我走到永宁水库大坝上，迷了路又走回来，学校还没上课。我站在学校操场西边柳树趟子里，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一直犹豫到上课铃声骤然响起，义无返顾地转身回家。逃学。
“头伏萝卜二伏白菜”。闷热的二伏天。我走到郝振礼三叔家门前，看见瘦骨嶙峋的父亲，正往街上园子里挑猪圈粪，整地种白菜。他挑着沉重的担子，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吐出一口口带血丝的脓痰。我一阵内疚，想从三叔家房东头绕到到西北海，躲到天黑回家。我不忍心看着父亲挨累，硬着头皮走到街上。
父亲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声音有了一丝温和：“今天放学这么早？”我撒谎：“班级在学农田里上《农知》课，老师讲完花生就放学了。”
我怕父亲怀疑，背诵许地山的散文《落花生》：
我们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说：“让它荒芜着怪可惜，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做花生园吧。”我们几姊弟和几个小丫头都很喜欢——买种的买种，动土的动土，灌园的灌园；过不了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父亲没再多问。我赎罪般地干活，挑完猪圈粪，又除完另一圈猪圈粪。天旱，我到大炕里挑水打底水，和父亲种完白菜，挑水扫院子挑土垫猪圈。
第二天上学，数学老师张戟民找我和王殿富，到教研室里补考。昨天下午考试，王殿富也被吓跑了，都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张老师遗憾地对我说：“你文章写的好，跟头翻的好，就是不肯在数学上下工夫。”尽管他出题简单，不断提示并说出答案，我们仍不及格。张老师给足了我俩面子，都算及格成绩。
一年之后还得回小西山，我既惶惑又迷茫。与其浑浑噩噩混一年，还不如辍学回家，帮父亲干活。我年龄越来越大，爷爷奶奶再逼婚怎么办。
我必须选好一条路，即使走不出小西山，也不能得过且过。
我绞尽脑汁也没想好该走哪条路。我连辆自行车都没有，每天跟在别人后面跑。父亲路过盐场，于殿顺用一堆破自行车零件挡猪圈门。父亲回家，赶来一头比猫大不了多少的小克郎猪，换回那堆大学。只能说，那堆东西曾经是自行车，现在不是，只是一堆破铜烂铁。从那些零件推测，曾经的自行车离奇古怪，前轱辘小后轱辘大，不知产自哪一国。零件该转的地方锈死不转，该固定的地方不是缺一截就是少一块。车铃仅存的一点光亮，如同月偏食即将食甚。
父亲用维修“T——34”坦克的技术和勇气，重新修理组合那堆东西。他用锄板刮下厚厚一层铁锈，装了两铁锨头子，再往下刮就不剩什么了。他用柴油浸泡车轴，泡了好几天勉强转动。车大梁断了脊梁骨，车架子断了肋巴条。父亲成了接骨医生，用粗铁丝拧上一根榆木棍子固定大梁。车圈锈出一个个窟窿，他从里面垫上一圈薄铁片。粘好千疮百孔的车胎，打足气刚浸到水盆里，翻起一层细密的气泡。他像为一个重度烧伤的病人植皮，用完了所有皮源，把我心爱的弹弓毁了粘内胎，只差没剥我的皮。他再把车胎按进水盆里，终于不冒泡了。
为了防止爆胎，他用了半捆尼龙绳，将轮胎和车圈密密匝匝地缠在一块儿。车把子转向轴的滚珠，丢的一粒不剩，他到永宁买回滚珠，无法进行匹配。他精挑细选了几十粒枪砂，在轴槽里抹了黄油，一粒粒嵌进去拧紧。
准备给轮胎打气，我和父亲都很紧张。我到老叔家里拿来气管子，父亲让我动手。我害怕打爆了被赖着，他只好亲自动手。他侧着脑袋闭上眼睛，不怕枪炮声却害怕自行车爆胎。我敢用手捏着二踢脚燃放，也捂住耳朵转过头。
谢天谢地，轮胎没爆炸，但是两个车轮子外胎早已经老化，如同两条环形的蛇偷吃几十个鸡蛋没消化，凸满大大小小的气包，随时都能爆炸。
我心里对父亲说，你能让这堆东西起死回生，宁肯累断我的两条驴腿，也不骑到学校里丢人现眼。我刚要溜走，被父亲叫住，让我为这堆东西殉葬。
我拒绝试车，父亲稳了稳神，亲自试车。他跨上自行车，车身打摆子般乱抖，地震般摇晃，扭秧歌一样扭来扭去。前轴、中轴、后轴“吱吱”尖叫，似中间夹住三只声嘶力竭的铁耗子。父亲好不容易骑到街门口，扭动车把子转向。
转向轴更是怀有深仇大恨，咬牙切齿地“喀喀”直响。父亲连街门口都没骑出去，“砰”“砰”两声巨响，车胎爆了。父亲不甘心地在残车上保持平衡，僵持片刻。他仍不放弃，锲而不舍地修理。他用锤子砸，用菜刀削，用斧子剁，用大石头压再用杠子别。当自行车完全不像个自行车时，父亲再一次试车。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