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两年过去,再有一年我就中学毕业。我大部分时间在宣传队里度过,文化课田园里一片荒芜。我唯一为班级做的一件事,出了几期《从中笑》壁报。我早被替换了学习委员职务,应付频繁的考试,成了沉重负担。考文科和作文我信手拈来,考数理化束手无策,只能厚着脸皮照抄。那天下午考数学,我去街里走了一圈,再不想回学校,干脆回家算了。我走到永宁水库大坝上,迷了路又走回来,学校还没上课。我站在学校操场西边柳树趟子里,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一直犹豫到上课铃声骤然响起,义无返顾地转身回家。逃学。
“头伏萝卜二伏白菜”。闷热的二伏天。我走到郝振礼三叔家门前,看见瘦骨嶙峋的父亲,正往街上园子里挑猪圈粪,整地种白菜。他挑着沉重的担子,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吐出一口口带血丝的脓痰。我一阵内疚,想从三叔家房东头绕到到西北海,躲到天黑回家。我不忍心看着父亲挨累,硬着头皮走到街上。
父亲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声音有了一丝温和:“今天放学这么早?”我撒谎:“班级在学农田里上《农知》课,老师讲完花生就放学了。”
我怕父亲怀疑,背诵许地山的散文《落花生》:
我们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说:“让它荒芜着怪可惜,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做花生园吧。”我们几姊弟和几个小丫头都很喜欢——买种的买种,动土的动土,灌园的灌园;过不了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父亲没再多问。我赎罪般地干活,挑完猪圈粪,又除完另一圈猪圈粪。天旱,我到大炕里挑水打底水,和父亲种完白菜,挑水扫院子挑土垫猪圈。
第二天上学,数学老师张戟民找我和王殿富,到教研室里补考。昨天下午考试,王殿富也被吓跑了,都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张老师遗憾地对我说:“你文章写的好,跟头翻的好,就是不肯在数学上下工夫。”尽管他出题简单,不断提示并说出答案,我们仍不及格。张老师给足了我俩面子,都算及格成绩。
一年之后还得回小西山,我既惶惑又迷茫。与其浑浑噩噩混一年,还不如辍学回家,帮父亲干活。我年龄越来越大,爷爷奶奶再逼婚怎么办。
我必须选好一条路,即使走不出小西山,也不能得过且过。
我绞尽脑汁也没想好该走哪条路。我连辆自行车都没有,每天跟在别人后面跑。父亲路过盐场,于殿顺用一堆破自行车零件挡猪圈门。父亲回家,赶来一头比猫大不了多少的小克郎猪,换回那堆大学。只能说,那堆东西曾经是自行车,现在不是,只是一堆破铜烂铁。从那些零件推测,曾经的自行车离奇古怪,前轱辘小后轱辘大,不知产自哪一国。零件该转的地方锈死不转,该固定的地方不是缺一截就是少一块。车铃仅存的一点光亮,如同月偏食即将食甚。
父亲用维修“T——34”坦克的技术和勇气,重新修理组合那堆东西。他用锄板刮下厚厚一层铁锈,装了两铁锨头子,再往下刮就不剩什么了。他用柴油浸泡车轴,泡了好几天勉强转动。车大梁断了脊梁骨,车架子断了肋巴条。父亲成了接骨医生,用粗铁丝拧上一根榆木棍子固定大梁。车圈锈出一个个窟窿,他从里面垫上一圈薄铁片。粘好千疮百孔的车胎,打足气刚浸到水盆里,翻起一层细密的气泡。他像为一个重度烧伤的病人植皮,用完了所有皮源,把我心爱的弹弓毁了粘内胎,只差没剥我的皮。他再把车胎按进水盆里,终于不冒泡了。
为了防止爆胎,他用了半捆尼龙绳,将轮胎和车圈密密匝匝地缠在一块儿。车把子转向轴的滚珠,丢的一粒不剩,他到永宁买回滚珠,无法进行匹配。他精挑细选了几十粒枪砂,在轴槽里抹了黄油,一粒粒嵌进去拧紧。
准备给轮胎打气,我和父亲都很紧张。我到老叔家里拿来气管子,父亲让我动手。我害怕打爆了被赖着,他只好亲自动手。他侧着脑袋闭上眼睛,不怕枪炮声却害怕自行车爆胎。我敢用手捏着二踢脚燃放,也捂住耳朵转过头。
谢天谢地,轮胎没爆炸,但是两个车轮子外胎早已经老化,如同两条环形的蛇偷吃几十个鸡蛋没消化,凸满大大小小的气包,随时都能爆炸。
我心里对父亲说,你能让这堆东西起死回生,宁肯累断我的两条驴腿,也不骑到学校里丢人现眼。我刚要溜走,被父亲叫住,让我为这堆东西殉葬。
我拒绝试车,父亲稳了稳神,亲自试车。他跨上自行车,车身打摆子般乱抖,地震般摇晃,扭秧歌一样扭来扭去。前轴、中轴、后轴“吱吱”尖叫,似中间夹住三只声嘶力竭的铁耗子。父亲好不容易骑到街门口,扭动车把子转向。
转向轴更是怀有深仇大恨,咬牙切齿地“喀喀”直响。父亲连街门口都没骑出去,“砰”“砰”两声巨响,车胎爆了。父亲不甘心地在残车上保持平衡,僵持片刻。他仍不放弃,锲而不舍地修理。他用锤子砸,用菜刀削,用斧子剁,用大石头压再用杠子别。当自行车完全不像个自行车时,父亲再一次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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