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朔日，天光大亮。
一个内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经纬阁外，声音恭敬中透着一丝刻板的郑重：“赤壤君，太史令方才于宫门外递上奏本，言《秦记》修订已毕，特呈御览。”
来了。
我放下手中关于多语种铭文编纂的草案，心底一片清明。
那块来自西域的双语石碑，是投石问路，也是划下的战书。
而现在，对岸的回应到了。
我赶到太极殿时，气氛已然降至冰点。
嬴政没有坐在他那高高在上的龙椅，而是负手立于殿中，脚下是一卷被狠狠掷在地上的竹简，简绳崩断，散落一地。
几名内侍跪伏于地，瑟瑟发抖，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了这头沉默的猛兽。
“月见，”他听到我的脚步声，并未回头，声音里压抑着即将喷发的火山，“你来看。”
我走上前，目光落在那些散乱的竹简上。
用料考究，抄录工整，正是太史令的手笔。
我俯身拾起一卷，展开，上面赫然写着“本纪第二·始皇帝”。
我的目光迅速扫过，心，一寸寸冷了下去。
“……帝收六国之图籍，车同轨，书同文，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天下初定，帝业煌煌……”全是些冠冕堂皇的套话，直到我看到关键之处——“西出函谷，茫茫流沙，古来罕至。有方士言海外有仙山，名曰瀛洲，遣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之，杳无音信。又有商贾自西域归，言远方有国名条支、身毒，其俗怪诞，其言难辨，不足为信……”
不足为信。
好一个“不足为信”！
我捏着竹简的手指因用力而泛白，指尖传来竹片边缘细微的毛刺感，像有无数根针扎进皮肉。
听觉上，大殿静得可怕，只有我自己的呼吸与心跳在耳膜中鼓动，如战鼓擂响；远处檐角铜铃被风轻触，发出几不可闻的一声颤鸣，仿佛历史正悄然裂开缝隙。
视觉所及，嬴政玄色长袍垂地，金线绣成的蟠龙纹在晨光中泛着冷芒，他背影如山，却压得整个空间几乎塌陷。
散落的竹简横斜于青砖，墨字朝天，像一具具被剥开胸膛却仍不肯闭嘴的尸骸。
我蹲下身，指尖拂过一卷残简，触到的是纸页边缘微糙的质感，也像是摸到了千年之后人们翻阅这段文字时那无声的质疑。
信风使团用双脚丈量出的三万七千里丝路，阵亡将士用鲜血换来的西域都护府，墨鸢和她的弟子们呕心沥血绘制的《汉西域图》，还有那座刚刚建成的、以大秦郡县之名矗立于东海之上的瀛洲郡……在这位太史令的笔下，竟全都成了“海外传闻”与“怪诞之言”，被轻飘飘一笔带过。
嬴政终于转身，一双鹰目里翻滚着滔天怒火与彻骨的失望：“朕的江山，难道只到函谷关？朕的功业，就是那些腐儒口中翻来覆去的老调？他们这是在修史，还是在给朕提前盖棺定论！”
当夜，一辆不起眼的青布小车停在了经纬阁的后门。
李斯走下车，神色凝重地递给我另一卷几乎一模一样的《秦记》草本。
“这是太史令私下呈给臣的初稿，”他低声道，“赤壤君请看，此中关节，更为分明。”
我展开一看，其用心之险恶，昭然若揭。
在这份底稿里，所有关于西域和瀛洲的细节更为详尽，却被统一归入了“方技列传”的附录之中，与那些炼丹求仙的方士、卜筮占星的术士并列。
信风使团的领队轲生，竟被列在徐福之后，其事迹被描述为“好为夸诞之言，以邀君宠”。
我发出一声冷笑，笑意却未达眼底，喉间涌起一股铁锈般的苦涩。
原来如此。
他们不在朝堂上与我争辩地图的真伪，因为物证如山，他们辩不过。
他们便釜底抽薪，去篡改史书。
只要史官的笔还握在他们手里，纵使我为大秦拓下万里疆土，在千年之后，那也不过是一段荒诞不经的乡野奇谈。
“他们这是要将您，将陛下，都变成后世史书里的笑话。”李斯一针见血。
“丞相放心，”我将竹简轻轻卷起，声音平静得可怕，“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石头，远比竹简更会说话。”
我没有去嬴政面前哭诉，也没有上书弹劾太史令。
那太被动了。
我要的，不是修正一部史书，而是夺下修史的权力，建立新的规则。
次日，我以稷下学宫大司成的名义，下达了一道席卷十三学舍的政令：联合编纂《寰宇实录》。
我为其立下五大支柱，作为全书纲领：
其一，实测山川。
所有山川地理，必须有工科坊舆地科的实测数据，附上地形沙盘图。
其二，万民问答。
所有风土人情，必须有巡行院学子深入地方采集的民谣、访谈记录。
其三，域外献图。
所有域外邦国，必须附上其使节或商贾亲手绘制并献上的地图、物产清单。
其四，考古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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