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走出丁秀兰家的小院时，天色已经偏西，冬日的阳光斜斜地照着，把乡间土路的影子拉得老长。他背包的带子勒得肩膀有些发紧，那本名为《校务记》的笔记本沉甸甸地贴在后背上，那不是纸张的重量，而是一个乡村三十年教育兴衰的重量，是无数双渴望知识的眼睛的重量。
他没有急着回县城。
按照丁老师的指点，他在乡街的尽头找到了一家挂着“兄弟电脑”招牌的铺子。铺面不大，门口堆着几个旧机箱和显示器。一个四十岁左右，身材微胖的男人正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一边抽烟，一边用手机看着短视频，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的。
“老板，问个事。”林正走过去。
男人抬起头，打量了一下林正，见他不像本地人，便把烟头在地上摁灭，站了起来：“买电脑？还是修电脑？”
“不买也不修。”林正笑了笑，“就是想打听一下，几年前，县教育局是不是从您这儿采购过一批设备，搞那个‘春风计划’？”
“春风计划？”老板的表情瞬间变得古怪起来，像是听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笑话。他重新打量了林正一番，眼神里多了几分探究和警惕。“你问这个干啥？记者？”
“不是，我只是个关心教育的普通人。”林正的语气很平和，“听说那批设备不错，想了解了解。”
“不错？”老板嗤笑一声，那笑声里带着三分不屑七分了然，“兄弟，你要是想买那种‘不错’的设备，我这儿后院多的是，论斤卖给你都行。那都是从国外拉回来的电子垃圾，翻新一下，贴个牌子，转手就成了给孩子们送温暖的‘高科技产品’。那一单生意，教育局的领导可是赚得盆满钵满。”
他压低了声音，凑近了些：“我当时还劝过他们，说你们花这个冤枉钱，还不如直接给我十万块，我给你们配全新的，性能比那垃圾强十倍。你猜人家怎么说？”
林正问：“怎么说？”
“人家说，‘刘老板，你不懂，这东西，它不在于好不好用，在于它值多少钱。’”老板学着某个领导的腔调，惟妙惟肖，“三十万的合同，你给我配十万的货，那剩下的二十万，谁来填？”
说完，他自己都觉得可笑，摇了摇头，不再多言。
林正道了声谢，转身离开。他没有再多问，刘老板的话，已经与丁秀兰的账本形成了完美的闭环。证据链，完整了。
回到县城，林正没有回民政局，也没有去宿舍。他抱着那本账本，径直去了县政府大楼，敲响了县长办公室的门。
县长何建军正在批阅文件，看到林正，有些意外。他放下了笔，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小林，这么晚了，有急事？”
“县长，我想向您汇报一下关于我县农村教育的一些想法。”林正坐下，腰板挺得笔直。
他没有拿出那本账本，甚至没有提一个“贪腐”或者“举报”的字眼。他从柳树沟乡的所见所闻说起，从那个破了一块玻璃的教室，到那个疲惫不堪的李老师，再到那个角落里蒙尘的“多媒体设备”。
他把这些见闻，与系统提示的“智慧教育”理念结合起来，描绘了一幅蓝图。
“县长，我认为，单纯的硬件投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花三十万买一堆没人会用的废铁，不如花三万块，把我们的乡村教师组织起来，送到县实验小学、县一中去，让他们亲眼看看，一堂现代化的课是怎么上的，一个教学软件是怎么用的。”
“我们与其抱怨师资留不住，不如实实在在地想办法提高他们的待遇和业务能力，让他们有尊严，有盼头。我建议，由县财政拨出一笔专项资金，启动一个‘乡村教师振兴计划’，第一步，就是全员培训。”
何建军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作为一县之长，他对教育系统的那些沉疴积弊，不可能一无所知。只是这潭水太深，牵扯的利益盘根错节，谁都不愿意轻易去搅动。
林正这番话，巧妙地避开了最敏感的雷区，而是从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角度切入。这不像是来告状的，更像是来解决问题的。
“想法很好。”何建军沉吟了片刻，“但是，专项资金，不是个小数目。教育局那边，每年都有固定的培训经费，财政上，恐怕很难再单独列支了。”
“县长，他们的培训经费，最后变成了几顿饭，几本宣传册，我们都心知肚明。”林正的话说得很直接，“至于资金来源，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去年，我们县里为了创建‘文明城市’，有一笔一百万的宣传物料采购预算，最后因为各种原因，只执行了不到一半。剩下的钱，还在账上。与其让它躺着，或者变成一些无关痛痒的横幅和展板，不如把它用在这些决定我们县未来的孩子和老师身上。我想，这才是最大的‘文明’。”
何建军的眼睛倏地一亮。
他看着林正，这个年轻人，不仅有冲劲，有想法，更有滴水不漏的策略。他连钱从哪儿出都想好了，而且用得合情合理，让人无法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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