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走出丁秀兰家的小院时,天色已经偏西,冬日的阳光斜斜地照着,把乡间土路的影子拉得老长。他背包的带子勒得肩膀有些发紧,那本名为《校务记》的笔记本沉甸甸地贴在后背上,那不是纸张的重量,而是一个乡村三十年教育兴衰的重量,是无数双渴望知识的眼睛的重量。
他没有急着回县城。
按照丁老师的指点,他在乡街的尽头找到了一家挂着“兄弟电脑”招牌的铺子。铺面不大,门口堆着几个旧机箱和显示器。一个四十岁左右,身材微胖的男人正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一边抽烟,一边用手机看着短视频,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的。
“老板,问个事。”林正走过去。
男人抬起头,打量了一下林正,见他不像本地人,便把烟头在地上摁灭,站了起来:“买电脑?还是修电脑?”
“不买也不修。”林正笑了笑,“就是想打听一下,几年前,县教育局是不是从您这儿采购过一批设备,搞那个‘春风计划’?”
“春风计划?”老板的表情瞬间变得古怪起来,像是听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笑话。他重新打量了林正一番,眼神里多了几分探究和警惕。“你问这个干啥?记者?”
“不是,我只是个关心教育的普通人。”林正的语气很平和,“听说那批设备不错,想了解了解。”
“不错?”老板嗤笑一声,那笑声里带着三分不屑七分了然,“兄弟,你要是想买那种‘不错’的设备,我这儿后院多的是,论斤卖给你都行。那都是从国外拉回来的电子垃圾,翻新一下,贴个牌子,转手就成了给孩子们送温暖的‘高科技产品’。那一单生意,教育局的领导可是赚得盆满钵满。”
他压低了声音,凑近了些:“我当时还劝过他们,说你们花这个冤枉钱,还不如直接给我十万块,我给你们配全新的,性能比那垃圾强十倍。你猜人家怎么说?”
林正问:“怎么说?”
“人家说,‘刘老板,你不懂,这东西,它不在于好不好用,在于它值多少钱。’”老板学着某个领导的腔调,惟妙惟肖,“三十万的合同,你给我配十万的货,那剩下的二十万,谁来填?”
说完,他自己都觉得可笑,摇了摇头,不再多言。
林正道了声谢,转身离开。他没有再多问,刘老板的话,已经与丁秀兰的账本形成了完美的闭环。证据链,完整了。
回到县城,林正没有回民政局,也没有去宿舍。他抱着那本账本,径直去了县政府大楼,敲响了县长办公室的门。
县长何建军正在批阅文件,看到林正,有些意外。他放下了笔,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小林,这么晚了,有急事?”
“县长,我想向您汇报一下关于我县农村教育的一些想法。”林正坐下,腰板挺得笔直。
他没有拿出那本账本,甚至没有提一个“贪腐”或者“举报”的字眼。他从柳树沟乡的所见所闻说起,从那个破了一块玻璃的教室,到那个疲惫不堪的李老师,再到那个角落里蒙尘的“多媒体设备”。
他把这些见闻,与系统提示的“智慧教育”理念结合起来,描绘了一幅蓝图。
“县长,我认为,单纯的硬件投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花三十万买一堆没人会用的废铁,不如花三万块,把我们的乡村教师组织起来,送到县实验小学、县一中去,让他们亲眼看看,一堂现代化的课是怎么上的,一个教学软件是怎么用的。”
“我们与其抱怨师资留不住,不如实实在在地想办法提高他们的待遇和业务能力,让他们有尊严,有盼头。我建议,由县财政拨出一笔专项资金,启动一个‘乡村教师振兴计划’,第一步,就是全员培训。”
何建军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作为一县之长,他对教育系统的那些沉疴积弊,不可能一无所知。只是这潭水太深,牵扯的利益盘根错节,谁都不愿意轻易去搅动。
林正这番话,巧妙地避开了最敏感的雷区,而是从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角度切入。这不像是来告状的,更像是来解决问题的。
“想法很好。”何建军沉吟了片刻,“但是,专项资金,不是个小数目。教育局那边,每年都有固定的培训经费,财政上,恐怕很难再单独列支了。”
“县长,他们的培训经费,最后变成了几顿饭,几本宣传册,我们都心知肚明。”林正的话说得很直接,“至于资金来源,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去年,我们县里为了创建‘文明城市’,有一笔一百万的宣传物料采购预算,最后因为各种原因,只执行了不到一半。剩下的钱,还在账上。与其让它躺着,或者变成一些无关痛痒的横幅和展板,不如把它用在这些决定我们县未来的孩子和老师身上。我想,这才是最大的‘文明’。”
何建军的眼睛倏地一亮。
他看着林正,这个年轻人,不仅有冲劲,有想法,更有滴水不漏的策略。他连钱从哪儿出都想好了,而且用得合情合理,让人无法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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