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崇祯年间的朝堂与士林，从来就不是一团和气。自从冒辟疆带着淮安的联署名单和王鼎那首“除妖孽”的绝句返回金陵后，以复社为首的清流士子与阉党余孽阮大铖之间的斗争，就如同被泼了滚油的烈火，瞬间蹿升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一方是手握舆论利器、占据道德高地的复社及各地声援的文人社团；另一方则是盘根错节、阴险狡诈，试图借着朝廷内忧外患、急需用人之际东山再起的阮大铖及其党羽。
双方的攻防战，在奏章、揭帖、清议乃至街头巷尾的传言中激烈展开。口水与墨水齐飞，弹共揭帖一色。
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王鼎这个名字，意外地成为了一个颇具分量的筹码。
他在抗疫中积累的声望，以及那桩牵扯马公公、陈新甲，最终戏剧性反转的“诅咒大臣案”，让他在军政两界拥有不小的知名度——虽然这知名度多半带着点“神奇”和“不好惹”的色彩。而他那几首惊才绝艳的“残句”，以及与秦淮名妓陈圆圆那段真假难辨的风流韵事，更让他在文学圈和吃瓜群众中拥有极高的影响力和话题度。
这样一个横跨多个圈子的“名人”，突然旗帜鲜明地加入反对阮大铖的阵营，还贡献出了一首如此犀利直白、易于传播的“反阉口号诗”，其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
这就好比在后世的网络论战中，一个原本游离在外的顶级流量大V，突然下场站队，并且扔出了一条引爆全网的爆款金句！
一时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除妖孽，二者尽可抛！”这首诗以惊人的速度在江南各地传播开来。识字的知识分子在雅集上吟诵，不识字的贩夫走卒也能在茶余饭后咂摸出点味道，对着空气啐一口：“呸！那些没卵子的阉货，就是妖孽！”
王鼎自己都没想到，他酒后为了在美女面前显摆而改编的几句诗，竟然成了反阮大铖阵营最有力的宣传武器之一。他的名字和这首诗紧紧捆绑，被反复提及，俨然成了反抗阉党余孽的一面“文化旗帜”。
舆论的风向，如同钱塘江的潮水，一旦形成便势不可挡。在史可法等朝廷重臣的明确反对下，在复社及各地士林的持续猛攻下，在王鼎这首“神诗”的推波助澜下，阮大铖及其党羽被打得节节败退，狼狈不堪。
弹劾他的奏章雪片般飞向北京，揭露他罪行的揭帖贴满了南京和各地城镇的墙壁。他昔年依附魏忠贤的丑事被一件件翻出，晾晒在光天化日之下。原本一些还在观望，甚至暗中与他有勾连的官员，见风头不对，也纷纷划清界限。
不出两个月，曾经上蹿下跳、试图复出的阮大铖，彻底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巨大的舆论和政治压力下，他复出的美梦彻底破碎，无奈只能灰溜溜地躲回老巢，夹起尾巴，过起了近乎隐居的憋屈日子。
消息传到淮安，胡从中、刘呈等人自然是欢欣鼓舞，觉得这是正义的胜利，清流的荣光。连史可法大人在听闻阮大铖最终败退的消息后，也捻须微笑，对左右说了一句：“民心不可违，清议不可辱。王鼎那首诗，倒是起了些作用。”
王鼎得知这一切，心里美滋滋。没想到自己歪打正着，不但没惹祸，反而立了功，还在史可法那里又刷了一波好感度。他感觉自己的“铁裤衩”计划，随着靠山越来越硬，安全性正在稳步提升。
然而，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人欢喜，自然就有人愁，有人恨。
就在阮大铖黯然退场的同时，南京城内，一座奢华的宅邸里，两个人正相对而坐，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来。
正是高进和薛贡。
这两人靠着家中巨资贿赂和阮大铖的暗中运作，好不容易才从“流放充军”的厄运中挣脱出来，虽然官职尚未恢复，但至少保住了自由身和在南京的根基。他们对阮大铖这位“恩公”，自然是感恩戴德，视为再生父母，而且两人的“未来”还要仰仗他。
如今，眼见恩公被以复社为首的清流，以及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王鼎，用舆论活活“骂”得闭门隐居，仕途尽毁，他们心中如何不恨？简直是恨意滔天！
“都是那群穷酸文人！还有那个该死的王鼎！”高进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杯乱响，“若不是他联署捣乱，还写了那首狗屁歪诗到处传唱，恩公何至于此！”
薛贡更是咬牙切齿，那双原本就阴鸷的眼睛里，此刻充满了怨毒和杀意。他永远忘不了王鼎在诏狱里那怂包软蛋的样子，更忘不了自己差点因为这小子而被流放边陲的惊险。
“王鼎……哼！”薛贡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名字，“一个走了狗屎运的泥腿子，侥幸捡回条命，不思感恩，竟然还敢跳出来与恩公作对！真是活腻歪了！当初在诏狱，要是依我的主意，先切了他裤裆里那玩意儿，然后抽肠，多痛快，”他开始责怪高进。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高进也很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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