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麻木，反应迟钝，视线模糊。他踉跄着走出酒吧，踩着路肩，摇摇晃晃的往家里走。
刺目的车灯迎面撞来。刹车声尖锐得像撕开了整条街。他甚至来不及举起手，身体就被一股巨力抛了起来，落下去时，再也没有知觉。
围观的人打了急救电话，也有人认出了他。后来他才知道，那晚车主喝了酒，全责。
保险公司赔了一笔，车主家里也凑了一笔。不多不少，刚好够一个植物人躺上几年的开销。肇事者没有逃走，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而是被安全气囊弹晕了。
他整整躺了三年，这三年，肇事赔付的钱和保险赔偿，一点点被医药费、护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吞噬干净。
她已经辍学了，不是读不起，是钱快用完了，她得想办法赚钱。
叔叔婶婶有自己的孩子要养，能收留她住已经是尽了本分，她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
她从没有怪过谁。只是在某天放学后，把课本一本本收进书包，又一本本拿出来，最后拿起一张全家福，小心翼翼地夹进日记本里，然后跟着婶婶学做手抓饼，摆地摊。
那年她十五岁。同龄人还在为考试发愁，她已经开始算这个月花了多少钱，还剩下多少赔偿金，能支撑多久。
他醒来那天是个秋天。窗外的树叶黄了一半，阳光照进病房，落在她身上。
她趴在床边睡着了，头发比以前长了很多，乱糟糟地散在肩上，衣服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
他张了张嘴，喉咙像被砂纸打磨过，只发出一声含混的气音。
她猛地惊醒，抬头看见他睁着眼睛，愣了片刻，然后眼泪无声地往下掉。
她没有扑过来，也没有喊叫，只是蹲在床边，把脸埋进他的掌心，肩膀轻轻发抖。
“哥。”她说，“你终于醒了。”
他想抬手摸摸她的头，手却举不起来。
想说什么，嘴唇翕动，拼凑不出完整的句子。
他只能那样躺着，看着她红着眼眶，一遍又一遍地擦眼泪，擦着擦着忽然笑了一下，说：“我去叫医生。”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新学会站立。
第一次下床时，双腿抖得厉害，扶着床沿，一步一步，像刚学走路的婴儿。
她站在旁边，手伸在半空，随时准备扶他，却始终没有碰到他。
他慢慢好了起来。
能说话，能吃饭，能自己上厕所，能拄着拐杖在走廊里走上一圈。她每天陪他复健，累了就坐在走廊的椅子上，靠着他的肩膀，什么都不说，只是安静地坐着。
他问起这些年的事，她轻描淡写地带过，说叔叔婶婶帮了很多，说医院的大夫护士都很好，说她成绩还不错，只是不想念了。
他问为什么。
她说，因为只有哥哥了，哥哥比念书更重要。
十五个字，像十五根针，扎进他的胸口。
那晚他失眠了。他翻来覆去地想父亲日记里的字，想母亲的唠叨，猜想着她这些年是怎么撑过来的。
他想起了个念头，然后又狠狠摁灭，反反复复，像拉锯一样碾着他的心。
可他又觉得，自己不能死。
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他欠她的，得还。
他开始拼命复健。多走一步，多站一分钟，多抬一次手，都是在还债。
他告诉自己，等好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让她回学校。
终于恢复过来了，他出院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房产中介，要把房子给卖掉。
她不同意，死活不同意。
她说她不念书了，说她要赚钱，说她还有好多事要做。
他没吭声，还是默默地查了房子的市价，联系了中介。
她发现后，红了眼眶，声音不大，却很坚定：“哥，求你了，房子不能卖。这是爸妈留下的。”
看着泪眼模糊的妹妹，他想起自己当初为了钱，连房子都想卖，甚至想把她送走。
而她，守着这个破旧的房子，守着他这个活死人，守了三年，没钱了宁愿辍学摆摊也不舍得卖掉房子。
最终他听了她的话，没有卖房。
两人从叔叔家搬回了老屋。
他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干不了重活，便跟着妹妹，在街口摆摊卖手抓饼。
看着她系着围裙，戴着袖套，熟练的招呼着客人，他心里堵得慌。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身体慢慢恢复到能独自撑起这个小摊，手艺也在妹妹的教导下越来越好了。
算了算积蓄，和她说明年就能送她回学校了，她也从沉默寡言渐渐变得开朗，偶尔会在摊位后面哼歌，哼的是母亲年轻时爱唱的老调。
他想，这样过下去似乎也不错。能还一点是一点，能陪她久一点是一点。
可他不知道，她的身体早就撑不住了。
她开始频繁头晕，脸色越来越差，干活时常常停下来喘气。
他问她怎么了，她笑着说没事，可能是最近没睡好。他没有多想。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命，分成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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