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个现实问题，处理吧，唐部长那儿怎么交代？不处理吧，群众中有人学样子怎么办？公社党委、革委主要领导，除阮淑珍外，一个也不肯表态处理唐秀芳。严书记说：“这是一个事关上级领导、事关国家规定的问题，我们作为国家干部，究竟应当怎样处理？也请大家想一想，下次会上再作决定。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倒挺有意思的，散会。”
散会后向河渠躺到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像今天这样的会议场面，他到公社以来还是第一次遇上，十分明显的问题却是议而不决，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诚然像他这样的通讯、宣传、农技、蚕桑员一类的人员，其实在公社机关里是称不上什么正儿八经的干部的，通知他们与会，一方面体现民主形式，一方面有时会议涉及到某一方面，可以就便咨询。一般不涉及具体人的决定啊、通告啊之类的讨论，也鼓励他们发言，一涉及到具体人的处置就不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了，他们也知道自己的份量，通常都是不问不开口的。不过会上虽没发言，就像严书记所说的，心里还是有杆秤的。这些倒在其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难以入睡的主要原因是：他办完正式交接手续后心想，谢天谢地，终于离开这逢迎拍马、只为私利不顾集体、拉拉扯扯令人作呕的庸俗的是非漩涡了。没想到公社机关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圣地，国家干部也不是想象中的大公无私的楷模；党员干部的实际作为跟党章的规定、报上的宣传落差太大了；公社机关与生产队领导组一个样，不但有是非对错、真理谬误的斗争，而且也是正确的、哪怕是真理的并不一定行得通。不同的是这些领导人人都有一定的根底，用炊事员老董的话说就是都有“道行”，因而情况更复杂。所好的是凡事不用他操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但迷惘还是存在的：到什么时候干部们才能真的像毛主席所说的大公无私、一切以革命事业为重、以大众利益为重呢？毛主席可是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啊。
为采访社直单位是怎样抓好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向河渠参加了社直单位职工大会。所谓社直单位是指除农村大小队以外的，一切直属公社领导的企业、事业单位。这种大会一般都在公社大会堂召开。向河渠拿着本子在正式开会前就来到会场，正想找个合适的位置，被农机站的蒋建国喊住了：“向河渠，坐到这儿来。”
蒋建国是自己小时候的玩伴之一，住在五队，比自己小一岁。喊他自然不能不去。刚坐下，蒋建国就介绍周围的同事。涂文华说：“还用你介绍，我们是同班同学，这儿还有曹如贵、杨瑞和好几个呢。”
向河渠说：“是的，是的，我们是同学。”向河渠是从会场大门口进来的，蒋建国想介绍的大多坐在前面一排，一听说向河渠到了，都站起来，并转过身来，一一握手，不认识的也都点头示意。坐下后才知道右边的一位年近五十的老同志姓周，是农机站油坊的负责人。
周师傅说：“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我们住得很近，我家是鱼池三队的。”
向河渠伸手与他相握说：“对不起，我眼睛钝，又是个近视，一丈开外就看不清人，认识的还好，不认识的认为我老，实际却是看不清，很容易得罪人，请各位多包涵。”
蒋建国说：“知道你看不清，所以才喊你呀。”
大会开始了，今天作报告的是纪委冯仁政。那段时间分管社直单位的是党委的冯仁政、革委会的人武部高部长。高部长主持会议，他只作了简短的讲话，接下来由冯纪委作报告。
向河渠对冯纪委的看法不太好，主要在于冯纪委言词粗浊，有时语涉下流。有一次调笑蚕桑员倪书琴，说着说着，流下口水，被泼辣的倪书琴骂道：“没用的下流坯，还没动，就下来啦。”引得在食堂的众人哄堂大笑。当时向河渠刚到公社没几天，为领导成员中竟会有这样的语涉下流之辈而感到惊讶，更惊于一个小小的蚕桑员竟有这么大的胆。后来才知道这位蚕桑员的父亲曾是沿江闻名的渡江功臣，她的哥哥在某公社当书记，她并不怕这位运动中有“整人专家”之称的纪委报复她。不过后来她被下放到建筑站当现金会计是否与此有关就说不清了，这里不去妄加揣测。
台上的冯仁政正唾沫横飞地演讲着，向河渠近视眼，看不清口水是不是边说边流，却听得农机站的职工在嘀咕：“咦，他在说谁呢？”
“管他呢，总不见得自己说自己吧？”
“嗐，你别说，假如是高部长在这么说，你不认为在说他？”
“别瞎说啦，哪有自己说自己的，是在说别人。”
“真是贼喊捉贼，不晓得‘丑’字怎么写的。”
向河渠知道人们是在针对报告人讲的这么一段在发议论。报告人说：“有的人千方百计要将自己的子女安排到社直单位，进了单位后还要分个好工种，这是什么？这就是资产阶级法权。难怪群众要说‘公社干部子女进工厂，大队干部子女进林场，小队干部子女学五匠，社员子女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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