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底
瓦窑堡兵工厂的清晨,比东北来得晚一些。太阳刚爬上黄土高坡,厂区里已经热火朝天。
杨勇站在总装车间门口,手里拿着一份调令,看了又看。老周从车间里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个扳手,脸上带着熬夜后的疲惫,但眼睛亮得很。
“老杨,都清点完了。”老周说,“150毫米重炮三十六门,122毫米重炮四十八门,自行榴弹炮二十四门。配件、维修设备、备用炮管,按单子一样不少。”
杨勇点点头,把调令折好放进兜里:“总部催得急,辽沈那边等米下锅。老周,装车的时候仔细点,路上颠,别磕着碰着。”
老周咧嘴笑了:“老杨放心,我盯了一夜,每门炮都用枕木垫稳了,炮管用油布裹了三层。就是铁路那边,说桥梁限重,得分批走。”
杨勇皱皱眉:“分批?分几批?”
老周翻开本子:“第一批,三十六门150炮,今天发。第二批,四十八门122炮,明天发。第三批,二十四门自行炮,后天发。配件和设备随第三批走。”
杨勇想了想,点点头:“行。分批就分批,但时间不能拖。第一批今天必须发出去,我亲自押车。”
老周愣了一下:“老杨,你亲自去?”
杨勇拍拍他肩膀:“老周,这批炮是去打仗的,不是去展览的。我不去不放心。瓦窑堡这边你盯着,第二批、第三批按时发车。到了东北,咱们在林部长那儿碰头。”
老周点点头,没再劝。
上午九点,第一批重炮开始装车。
三十六门150毫米重炮,整整齐齐排在站台上。炮管斜指向天,炮身刷着崭新的草绿色油漆,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工人们用行吊把一门门炮吊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火车平板车厢,然后用钢丝绳固定,再垫上枕木。
杨勇站在旁边,一门一门检查过去。走到第九门炮时,他蹲下看了看固定钢丝绳的卡扣,皱了皱眉,对操作工说:
“这个卡扣拧得不够紧。路上颠两天,可能松。重新拧。”
操作工脸一红,赶紧拿扳手重新拧紧。
老周带着几个技术员,正在给每门炮做最后的检查。炮闩开合几次,顺畅;高低机转动几圈,灵活;方向机左右摇几下,没问题。检查完一门,就在炮身上贴一个绿色标签,上面写着“已检合格”。
“老周,这批炮的炮弹呢?”杨勇问。
老周指了指后面几节车厢:“在后面,整整十节车厢。混凝土爆破弹、穿甲弹、高爆弹,各X发。够打一阵子了。”
杨勇点点头,又往后走去。那十节车厢里,炮弹箱码得整整齐齐,每箱上都贴着标签——规格、数量、批次、生产日期。他随便打开一箱,里面是用油纸包裹的炮弹,一发一发卡在特制的木架上,纹丝不动。
“好。”杨勇满意地点点头,关上箱子。
中午十二点,第一批三十六门炮全部装完。杨勇登上最后一节车厢,老周站在站台上,朝他挥手:
“老杨,路上小心!到了东北给个信!”
杨勇也挥挥手,火车汽笛长鸣,缓缓启动。
站台上,工人们还在忙碌。第二批四十八门122炮已经开始装车,第三批二十四门自行炮正在做最后的调试。老周转过身,又回到车间里。
火车一路向东,穿过黄土高原,进入华北平原。杨勇坐在车厢门口,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田野和村庄,心里头五味杂陈。
十年前,他跟着林烽从瓦窑堡出发,去东北接收鬼子留下的烂摊子。那时候谁能想到,十年后的今天,瓦窑堡能造出这么多重炮,能往东北送这么多装备?
第二天傍晚,火车进入东北境内。杨勇正靠着车厢打盹,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汽笛声惊醒。他跳起来,跑到车厢门口一看——远处,一列火车正迎面驶来,车头喷着浓烟,速度很快。
“会车!”杨勇喊了一声,赶紧退回到车厢里。
两列火车呼啸而过,巨大的气流差点把他掀倒。等火车过去,他探头一看——那列火车上装的也是重炮,炮管朝后,整整齐齐排在平板车厢上。
“东北的炮。”杨勇心里一动,“他们也往前线送。”
第三天上午,火车驶进奉天站。站台上,彭家蒙已经带着人在等。杨勇跳下车厢,彭家蒙迎上来,握住他的手:
“杨工,辛苦了!林部长在指挥部等着呢,这批炮先卸车,我让人带你去。”
杨勇点点头,跟着一个参谋往指挥部走。
奉天指挥部里,林烽正在看地图。听见门响,他抬起头,看见杨勇进来,立刻站起来,迎上去:
“杨勇!一路辛苦了!”
杨勇握住林烽的手,使劲晃了晃:“林部长,不辛苦。炮送到了,一共三十六门150,四十八门122,二十四门自行炮。后面两批明天后天到。”
林烽点点头,拉着杨勇走到地图前,指着辽西那片区域:
“杨勇,你看。李云龙、孔捷、丁伟他们三个军,已经集结在这儿。敌人呢,在锦州、沈阳、长春一线,修了无数碉堡、工事、城墙。咱们的炮,就是要砸开这些乌龟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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