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绵多日的秋雨终于敛去锋芒，湿漉漉的云层裂开缝隙，秋日暖阳如同久别重逢的老友，温柔地倾泻在乌龙河两岸。河水镀上一层细碎金鳞，随着波纹轻轻晃动，仿佛在诉说着劫后余生的庆幸。然而，这份短暂的宁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预兆，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人，正如蛰伏在黑暗中的毒蛇吐着猩红的信子，伺机而动。
大批保安团、乡自卫，以及由地主富农拼凑的还乡团倾巢而出，他们举着明晃晃的刺刀，迈着沉重的步伐，如同蝗虫过境在各个村庄肆虐。史槐、韩存治等人嗅到不同的政治局势，他们开始穿梭在街巷间，眼中闪烁着贪婪而凶狠的光芒，四处打探着革命者的踪迹。韩存治指使儿子韩旗太联络史槐等人，妄图将农会主任马文魁抓捕归案。马文魁早有警觉，提前躲到七堡。
保公所的院子里，黑压压挤满被抓捕的村民，仿佛一片绝望的海洋。马友才、马仲海、马友志三人被粗暴地捆在院子中央，绳索深深勒进他们的皮肉，渗出细密血珠。保安团长像一头发狂的野兽，恶狠狠指着马友才和马仲海的鼻尖，嘴里骂骂咧咧，拳头如雨点落在他们身上。每次击打，都伴随着沉闷的声响和痛苦的呻吟，不一会儿，两人便鼻青脸肿，鲜血顺着嘴角和额头不断流淌，在地上汇成小小的血泊。60 多岁的牛蔼被无情地扔在院中，他佝偻的身躯如同枯萎的藤蔓，瘫软在地，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牛增旺的女人也未能幸免，被打得奄奄一息，躺在角落里，微弱地喘着气，眼神中满是恐惧与绝望。
保安团长似乎还不解气，他恶狠狠地一挥手，几个士兵立刻上前，粗暴地架起马友才和马仲海，朝着村东大路上拖去。乡亲们见状，顿时慌了手脚，他们知道，这一去，两人怕是凶多吉少。慌乱中，大家想到说话有分量的地主韩科，急忙将他请出来，恳请他出面说情。韩科听闻此事，心中也是不禁一惊。虽说平日大家各为其主，但毕竟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多少有些情分。而且，他心里明白，这或许是向八路军立功赎罪的好机会。于是，他赶忙联络韩昶、史正仁等几个相对开明的地富，一同出面保释。韩存治得知后，也积极参与其中，外人或许不知，他与马仲海私下里其实是交情颇深的好友。在众人的极力周旋下，经过一番艰难的交涉，马友才和马仲海终于被保释释放，暂时逃过一劫。
国民党的迫害并未停止。此后的日子里，县里频繁派人进村，挨家挨户搜查干部。有一次，保安团一伙人突然闯入，他们踹开百姓的家门，翻箱倒柜，搞得鸡犬不宁。韩昶领着一个保安团的士兵四处搜寻史正本，正巧碰上公安员马凤岐。韩昶不动声色地向马凤岐使个眼色，马凤岐心领神会，立刻转身飞奔而去，史正本也已经逃脱。
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风浪一波接着一波，麻荒地的百姓们在恐惧与绝望中苦苦挣扎。马友才再次落入敌人的魔爪，在狱中遭受七八天的残酷折磨。但乡亲们并未放弃，他们想尽办法，四处奔走，最终成功将他营救出来。
国民党见武力抓捕屡屡受挫，便换一副伪善的面孔，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他们利用亲戚、朋友、家族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动员那些能与国民党说得上话的人，劝说曾为八路军做事的亲戚朋友前去县城自首受训。他们保证绝不会为难这些人，只让他们接受思想教育，不会伤害他们的身体，更不会枪毙他们。在一番花言巧语的哄骗下，除了马文魁和郭玉珍两口子依旧坚守躲藏外，大部分村干部都选择了前往县城。
这些村干部都被安排在日升染缸房落脚，每天前往街南的韩家宅上课。县党部民政科的韩立轩、王唯元、宁山庭等人轮番上课，滔滔不绝地宣讲三民主义、上古历史，以及国民党的政治经济政策。还给大家讲 “真伪论” 和 “体论”，将共产主义说得一文不值，声称共产主义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和混乱，妄图从思想上动摇村干部们的信念。八天的 “课程” 结束后，他们让这些村干部们将行李搬到街上，又单独把马保真和马仲海叫进屋内，每人收取 5 毛钱，发给他们一张印着枪和锄头图案的 “受训反省纪念证”。这看似普通的一张纸，实则是他们叛变自首的铁证，他们的自白书还堂而皇之刊登在国军创办的《奋斗报》上。
村里的地主富农们开始反攻倒算。
牛存金又在街上奋力地打起锣来，那锣声 “哐哐” 作响，好似要冲破这街巷的沉闷。他一路疾行，在大街小巷扯着嗓子，声嘶力竭地呼喊：“乡民们，都去东庙嘞，村里有大事要商议！” 那声音，带着急切，带着不容置疑，在街巷间回荡，惊起檐下雀鸟，扑棱棱飞向天空。
富人们瞧着局势，心有不甘，开始谋划行动。每晚，他们指使人们前往东庙开会，让那些分地分粮的农户，将所得乖乖送回。他们坐在雕花太师椅上，眼神中透着算计，语气里满是骄横： “那些地和粮，本是我们辛苦积攒的，怎能任由他人轻易拿走” 。可回应他们的，只有沉默。人们或是低垂着眼帘，或是暗自摇头，没有一人愿意听从他们的指令，给他们送回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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