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公寓楼下，寒意仿佛不是来自北国的风雪，而是从心底深处渗出。窗户插销上那个几乎不可辨的印记错位，像一根冰冷的针，刺破了生日晚餐残留的些许温馨假象。宋梅生的头脑在极短时间内从短暂的震惊中冷静下来，并且飞速运转。
直接冲上去检查？太鲁莽。如果房间里真的被安置了东西，或者有人还在里面，那就是自投罗网。装作不知，另寻住处？这会显得反常，可能打草惊蛇。最好的办法，是若无其事地回去，但每一步都必须走在对方预设的剧本之外。
他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将烟头踩灭，脸上重新挂起那种略带疲惫、结束了一天应酬后只想回家休息的慵懒神情。他哼着不成调的小曲，脚步略显拖沓地走上楼梯，钥匙串故意弄得哗啦作响，在寂静的楼道里传出老远。
走到门口，他并没有立刻开门，而是先用力敲了敲门，粗着嗓子喊道：“老王？是不是你小子又把我这儿当避难所了？赶紧开门！” 这是虚晃一枪，如果里面真有人，会被这声叫门搞得措手不及，也能试探虚实。
停顿了几秒，里面毫无动静。宋梅生这才掏出钥匙，嘴里继续嘟囔着：“这死老王，肯定又溜号了……” 他动作“自然”地打开门，却没有立刻开灯，而是站在门口，借着楼道里微弱的光线，快速扫视客厅。
一切看似如常，家具摆设都在原位。但他敏锐地注意到，沙发扶手上搭着的一条毯子，褶皱的形状和他出门时略有不同。书桌上那几本书的摆放角度，也似乎被极其细微地变动过。
他“啪”地一声打开灯，仿佛被灯光刺到一样眯了眯眼，然后一边脱外套，一边继续他的独角戏：“累死老子了，陪女人吃饭比蹲坑还累……” 他故意将外套随意扔在沙发上，恰好盖住了那条毯子。
他走到书桌前，拿起茶杯，像是要倒水，目光却快速扫过电话机、台灯底座、书架这些容易安装窃听器的地方。没有发现明显的异物。但他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房间已经不再安全。对方的手法很专业，没有留下明显痕迹，但那种被侵入过的细微违和感，逃不过他这个经过现代反谍概念熏陶又极度警惕的人的直觉。
现在，关键是如何利用这个“被监听”的局面。直接拆除监听器？那等于告诉对方自己已经暴露，会引来更严厉的审查和监视。不如将计就计，把这里变成一个舞台，主动上演一出给对方看的好戏。
而这场戏的关键道具，就是林婉送的那支派克钢笔，或者说，是可能藏在笔里的窃听器。如果笔里真有东西，那么它和林婉，以及这个房间里的监听设备，很可能构成一个双向或者触发式的监听网络。
接下来的几天，宋梅生表现得一切如常。上班、下班、偶尔去安娜的咖啡馆坐坐，在警察局里依旧是那个八面玲珑、忙着搞钱的宋科长。但在家里，他刻意营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氛围。
有时，他会故意在房间里自言自语，抱怨工作琐事，计算“小金库”的进账，甚至哼唱一些当时的流行歌曲，显得像个有点小聪明、贪图享乐的普通官僚。
而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在他判断“笔”可能被监听的时间段（比如他认为林婉可能在医院值班，有机会监听时），他会上演一些精心设计的“独白”或“电话交谈”。
这天晚上，他特意提早回家，泡了杯茶，坐在书桌前，拿出那支派克钢笔，在纸上随意写画，然后开始用一种略显烦躁和担忧的语气自言自语：
“唉，这日子……表面风光，心里发慌啊。张怀民那个老狐狸，最近好像闻到什么味了，老盯着总务科的账……得想办法再堵堵他的嘴。”
“码头那批货，总算发出去了，可别再出岔子……新京那边的人，胃口也不小。”
“对了，过两天还得去趟铁路局保卫科老李那儿，上次吃饭答应帮他弄几张紧俏的球赛票，这关系可不能断……说不定以后还有用得着的地方。”
这些话半真半假，既暴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贪污”和“关系网”，又巧妙地将一些真实行动（如与铁路局李科长的联系）用合理的、符合他人设的理由掩盖过去，甚至为未来的接触做了铺垫。
又一天，他特意用家里的电话，打给王股长，语气严肃地吩咐：“老王，明天帮我约一下日本侨民会的山田先生，就说我弄到了一点上好的苏格兰威士忌，请他品鉴品鉴。记住，私下约，别声张。……对，就是谈谈那个‘社区联防’项目拨款的事，得让他多在领事馆那边帮我们美言几句。”
这个电话，听起来完全是为了公务（争取日方拨款）而进行的正常人情走动，合情合理。
他甚至还会上演一些“情感戏码”。有一次，他故意在房间里摆弄一个从旧货摊淘来的、有些残破的女士发夹，对着空气（假设的监听者）用一种罕见的、带着追忆和柔情的语气低声说：“……像，真像。可惜，物是人非了。” 然后长叹一声，将发夹小心收好。这是他为自己塑造的“深情”人设添砖加瓦，增加复杂性，迷惑可能的分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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