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清晨，来得比上海要迟，寒意却浓烈数倍。天光未亮，宿舍窗外已是北风呼啸，窗玻璃上结满了厚厚的冰凌花。李振邦被冻醒了，呵出的气在黑暗中凝成白雾。他摸索着穿上冰冷的棉衣棉裤，动作笨拙——这厚重的行头，是昨天局里刚配发的，对于习惯了江南湿冷的他来说，既陌生又沉重。
同屋的另外三位同志也陆续起身，沉默而迅速地整理着床铺。他们分别来自山东、河北和本地，都比李振邦年长，有着北方人特有的沉默和实干劲儿。简单的洗漱是在院子里的公用水井旁完成的，井口冒着白气，打上来的水刺骨冰凉，扑在脸上瞬间让人清醒。
早饭在分局的简易食堂解决：高粱米粥，玉米面窝头，一小碟咸菜疙瘩。粗糙的口感拉得嗓子疼，但能提供足够的热量抵御严寒。食堂里气氛肃穆，人们低头快速吃饭，偶尔交谈也是压低声音，内容多与工作相关。高副局长也坐在一旁，一边啃着窝头，一边看着当天的内部简报，眉头紧锁。
“振邦同志，”高副局长看到他，招了招手，“吃完过来一下，任务明确了。”
饭后，在高副局长那间烧着煤炉却依然感觉不到多少暖意的办公室里，李振邦接到了具体任务：他被分配到红星钢铁厂的驻厂工作组，主要负责协助厂保卫科，进行内部人员的政治审查和安全隐患排查。
“红星厂是我们市的重点军工配套单位，生产任务紧，人员构成复杂，有留用的旧技术人员，有新招的工人，还有部分支援建设的苏联专家。”高副局长指着墙上的一张厂区地图，语气凝重，“敌特分子无孔不入，他们的目标很可能就是破坏生产，窃取技术。你的任务，就是配合厂保卫科的同志，把厂子内部梳理清楚，揪出隐藏的坏分子，确保生产安全！”
“明白！”李振邦感到肩头沉甸甸的。从上海的里弄户籍管理，直接跳到重工业基地的内部保卫，这跨度不可谓不大。
来接他进厂的是厂保卫科的副科长老郭，一个四十多岁、脸色黝黑、手指粗糙得像老树皮的汉子，穿着蓝色的工装，外面套着件旧警服，眼神里透着疲惫和警惕。他开着一辆三轮挎斗摩托车，载着李振邦，驶向位于城市边缘的厂区。
离厂区越近，空气中的烟尘味和金属味就越发浓重。高耸入云的烟囱如同巨人的手臂，向灰蒙蒙的天空喷吐着滚滚浓烟。巨大的厂房连绵起伏，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火车汽笛声、钢铁撞击声、广播喇叭声交织成一曲工业时代的交响乐。墙上随处可见“时间就是钢铁，钢铁就是力量”、“一切为了前线”的标语。工人们穿着厚重的棉工装，戴着安全帽，行色匆匆，脸上混合着油污和忙碌的痕迹。
这是一种与上海弄堂生活截然不同的、充满力量感却又压抑的氛围。 李振邦感觉自己像一颗被投入巨大钢铁森林的小石子。
保卫科设在厂区深处一栋不起眼的二层小楼里。办公室比分局更加简陋，文件堆得到处都是，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老郭把李振邦介绍给科里的其他几位同志，大家对他的到来表示了简单的欢迎，但眼神中都带着审视——一个从南方大都市来的年轻警察，能适应这里艰苦复杂的环境吗？
老郭扔给李振邦一摞半人高的档案袋：“小李，这是第一批需要重点复核的人员档案，主要是留用的旧技术人员和部分家庭背景复杂的熟练工。你先熟悉一下，重点是找出履历中的矛盾点、社会关系中的疑点。有啥不明白的，随时问我。”
看着那堆积如山的档案，李振邦深吸了一口气。这不再是凭观察和闲聊就能解决问题的弄堂工作，而是需要扎进故纸堆里，进行细致、严谨、甚至枯燥的案头工作。
他静下心来，开始翻阅档案。纸张粗糙，字迹多为繁体竖排，或是由墨水刻印的油印件。内容涉及个人的出身、经历、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等，极其繁琐。很多人的履历跨越了民国、日伪时期和解放初期，情况复杂，真伪难辨。
然而，这正是李振邦的优势所在。 来自未来的他，具备更强的信息梳理和逻辑分析能力。他并没有急于逐字逐句去读，而是先快速浏览，建立起一个初步的人物信息框架，然后重点标注时间线上的空白、前后矛盾之处、以及社会关系网络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点。
比如，一个留用的工程师，档案显示他曾在日本留过学，但归国后的几年经历语焉不详；一个技术工人，其姐夫在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但档案中对此关系的审查结论模糊不清。李振邦将这些疑点一一记录下来，形成问题清单。
下午，老郭带着他下车间“熟悉情况”。巨大的轧钢车间里热浪逼人，与外面的严寒形成冰火两重天。通红的钢锭在轧辊下被压延成各种形状，水汽蒸腾，噪音震得人心脏发颤。工人们在高温和噪音中专注地操作着机器，汗水浸透了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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