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邦是在办公室的木质靠椅上惊醒的，脖颈发出轻微的声。椅背上搭着的粗布外套还带着夜的寒气，桌上的案卷摊开在赵永明审讯记录那一页，煤油灯的灯芯结成焦黑的硬块，油槽早已见底。窗外天色是黎明前特有的浑浊灰蓝，细雨顺着窗玻璃往下淌，在木框上积出细小水痕。
他拎起桌下的搪瓷盆，往里面舀了半盆凉水。冷水拍在脸上时，冻得牙床都发颤，镜中映出的脸布满血丝，眼下的青黑像涂了墨。从抽屉最底层摸出用纱布包着的半个硬馒头，这是昨天食堂剩下的，边缘已经干得能划出印子。就着搪瓷缸里的凉白开咀嚼，碎屑刮过喉咙，留下一阵干涩的刺痛。
二楼拘留室的铁栏杆还透着寒意。赵永明昨晚的审讯持续到凌晨两点，搪瓷杯里的浓茶换了五遍，笔录记满三个本子，他交代的全是凹版印刷的技术细节——如何调整刮墨刀角度、怎样控制油墨粘度、印版镀铬的工艺缺陷，可一提到，要么低头沉默，要么说只听过名字，没见过人。这个神秘人物就像水里的影子，看似就在眼前，伸手一捞只剩满手涟漪。
一声，老吴推开木门走进来，手里的竹壳热水瓶底在水泥地上磕出闷响。他眼白布满血丝，胡茬冒出青黑色的尖，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振邦，赵永明说的三个接头点全查了。海宁路那间是空屋，墙角只有积灰；天目东路的门锁着，钥匙孔都锈死了；还有浙江北路上的杂货铺，老板是个瘸腿的老头，说从去年冬天就没见过陌生人进店。
意料之中。李振邦把最后一口馒头咽下去，馒头渣粘在喉咙里，咳了两声才顺下去，能在1949年之后还藏在上海搞事的，不会这么容易留尾巴。
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小孙端着个铝制饭盒跑进来，蒸汽从盒缝里钻出来，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食堂刚出笼的菜包子，还热乎着。饭盒掀开的瞬间，酱油和青菜的味道漫开来，三个包子挤得紧实，皮上还沾着笼屉的竹痕。
三人围着办公桌坐下，老吴往搪瓷缸里倒热水，茶叶在水里浮起来。包子馅咸得发苦，明显是酱油放多了，但咬下去的热乎劲顺着喉咙往下暖，在这春寒里显得格外实在。
线索断了，下一步怎么办？老吴咬着包子问，手指在桌上敲出轻响。
李振邦从内袋摸出个磨破边角的牛皮笔记本，这是从赵永明身上搜出来的，封皮上印着上海文具厂出品。他翻开本子，里面密密麻麻写着数字和符号，有些地方还用铅笔涂掉重写：老陈在技术科熬了一夜，这些密码还没全解开。说不定藏着关键东西。
话音刚落，老陈就撞开了门，手里的报告纸被攥得发皱，眼镜滑到鼻尖上。他把纸往桌上一摊，手指因为熬夜不停发抖：有发现！这些数字是加密的日期时间，符号是地点代号。你看这组，拆成3-1515:00，就是今天下午三点；这个，对照赵永明招的代号表，指的是复兴公园假山旁的长椅。
李振邦抬头看墙上的老式挂钟，时针刚过五点半。还有九个半小时。他指尖点着笔记本上的数字，忽然想起之前处理特务案件时见过的密码规律，老陈，把这些数字按奇偶分开，再试试模7运算。台湾保密局的人最爱用这种基础加密法，觉得我们想不到。
老陈一拍大腿：对！我怎么没想到这个！他抓着报告纸往门外跑，皮鞋踩在地上发出的响。
上午七点，监视部署会议在办公室召开。两张长条桌拼在一起，上面摊着复兴公园的手绘地图，假山、长椅、出入口都用红笔标了出来。一组去东门，一个人穿蓝布褂子，装作修鞋的；二组守西门，一个人挑着菜担子，菜下面藏着布话机。李振邦用铅笔在地图上划圈，老吴跟我去对面的民居，那是最佳观察点。
公园对面的二层民居是退休中学教员的房子，老头听说要抓特务，立刻把朝南的房间腾出来，还搬来一张方桌当观察台。李振邦架起苏联制造的Б8望远镜，镜筒沉甸甸的，压得胳膊发酸，但视野格外清晰，连公园里梧桐刚冒的新芽都能看见。老吴坐在窗边，手里握着个硬壳本子，铅笔尖削得尖尖的，准备记录进出人员的特征。
公园里游人稀少，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手里的搪瓷缸冒着热气；一个年轻母亲推着木质婴儿车走在碎石路上，车轮轧过石子发出声。李振邦的望远镜扫过每一个人，连晨练老人的拐杖纹路、婴儿车的木刻花纹都记在心里——台湾派来的特务常伪装成普通市民，越是不起眼的人越要警惕 。
下午两点五十分，东门出现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人。他戴着棕色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手里卷着份《解放日报》，报纸边缘整齐，不像是随手买的。男人脚步不快，却每一步都踩得很稳，眼睛看似看着地面，余光却在扫周围的动静。走到假山旁的长椅时，他没有立刻坐下，而是假装系鞋带，用手指敲了三下椅面——这是接头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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