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具?两吨?”小孙凑过来,指着“重量”那栏,“一支钢笔才几克,两吨文具得装多少箱?这肯定是假的!”
李振邦没说话,指尖在“海鹰号”三个字上划了划。他记得前几天看的旧报纸,1951年11月有艘从香港来的货船,因为“涉嫌夹带违禁品”被查过,船名就是海鹰号。他让周老先生找海鹰号的详细记录,老先生翻了半天,找出份泛黄的《船舶检查报告》:“这艘船当时查了,没发现违禁品,就是货舱里有股油墨味,船长说是装过印刷品。”
“油墨味。”李振邦把报告折好放进包里,“华丰贸易行的提货单还在吗?”
周老先生点点头,从铁皮柜里拿出一沓提货单,按日期排得整整齐齐。李振邦找到11月17日那张,上面的签名是“陈志雄”,字迹歪歪扭扭,和之前从华丰贸易行抄来的账本笔迹比对,“丰”字的竖笔都带了个小勾——是同一个人写的。
“太明显了。”李振邦把提货单递给小孙,“像是故意把线索摆在我们面前。”
回局里的路上,自行车骑过外白渡桥,风裹着黄浦江的潮气吹过来,李振邦心里的疑团越来越重。敌特组织向来谨慎,之前赵永明的案子里,连个一点线索都没留下,怎么会在货运记录上留下这么大的破绽?
“除非是陷阱。”他突然停住车,回头对小孙说,“他们想让我们盯着码头仓库,好把真正的窝点藏起来。”
到局里时,技术科的老陈正蹲在地上,对着一堆泥土样本摆弄显微镜(1950年就已经有了生物显微镜了)。见李振邦进来,他连忙站起来,手里拿着片载玻片:“振邦,你让我化验的码头泥土,有发现!”
李振邦凑到显微镜前,调好焦距,看见细小的金属碎屑,边缘还带着磨损的痕迹。“是什么金属?”
“铅锑合金。”老陈把载玻片放在托盘里,拿起放大镜,“这种合金专门用来做印刷活字,而且看磨损程度,像是海德堡印刷机上的零件——那种机器精度高,磨损的碎屑都很规则。”
这个发现让李振邦心里一沉。海德堡印刷机是德国产的,当时上海只有三台,全在国营厂里。敌特要是能弄到这种机器,背后的势力绝不小。他让小孙去查全市的海德堡印刷机登记记录,自己则拿着金属碎屑样本,去了趟第三印刷厂。
第三印刷厂在闸北区,门口挂着“国营上海第三印刷厂”的木牌,门口的宣传栏贴着“增产节约”的标语。李振邦没找厂长,直接去了食堂——中午饭点,老工人都在这儿吃饭,最容易打听消息。
他端着碗阳春面,坐在两个老师傅旁边,假装闲聊:“师傅,你们厂的机器好用不?我听说海德堡的机器特别厉害。”
穿藏青色工装的老师傅叹了口气,扒了口面:“厉害是厉害,就是老出毛病。上个月还请了外面的师傅来修,说是机械局派来的专家,结果修完更难用了。”
“外面的师傅?”李振邦放下筷子,装作好奇,“长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戴个鸭舌帽,说话带点宁波口音,左手还戴块旧怀表。”另一个老师傅接过话,“来的都是夜班,每次都是晚上十点来,凌晨两点走,说是怕影响白天生产。”
李振邦心里记下这些特征,又问:“维修记录有吗?我朋友在机械局,说不定认识这位专家。”
老师傅指了指办公楼:“在厂长办公室呢,你得找厂长要。不过那记录也不详细,就写了‘王工’,连全名都没有。”
他找到厂长时,厂长正对着一堆报表发愁。听说要查维修记录,厂长脸色有点不自然:“李科长,这...维修记录都是按规定存的,就是怕你们误会,毕竟‘三反五反’刚过,我们厂可不敢出问题。”
李振邦拿出市公安局的调查令,放在桌上:“只是例行调查,没别的意思。”
厂长这才勉强从抽屉里拿出个账本,翻到3月份那页:“你看,就是这几次——3月12日、3月26日、4月9日,都是周五夜班,维修项目是‘滚筒校准’‘油墨管路清理’。”
李振邦看着账本上的“王工”签名,和之前陈志雄的笔迹比对,虽然字体不一样,但“工”字的横笔都特别长——是故意模仿的笔迹。他让厂长找当时的值班工人,工人回忆说,每次“王工”来维修,都不让人靠近机器,还让值班工人去休息室等着,说是“怕影响维修精度”。
“他们是借维修的名义,在机器上做手脚。”李振邦离开印刷厂时,心里已经有了判断。敌特很可能在夜班时,用厂里的海德堡印刷机印假票,白天再把印好的假票运走,神不知鬼不觉。
回到局里,小孙已经把海德堡印刷机的登记记录拿来了:“全市就三台,人民出版社、上海印刷厂、第三印刷厂,都是国营单位。人民出版社和上海印刷厂的机器最近都在检修,只有第三印刷厂的一直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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