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具？两吨？”小孙凑过来，指着“重量”那栏，“一支钢笔才几克，两吨文具得装多少箱？这肯定是假的！”
李振邦没说话，指尖在“海鹰号”三个字上划了划。他记得前几天看的旧报纸，1951年11月有艘从香港来的货船，因为“涉嫌夹带违禁品”被查过，船名就是海鹰号。他让周老先生找海鹰号的详细记录，老先生翻了半天，找出份泛黄的《船舶检查报告》：“这艘船当时查了，没发现违禁品，就是货舱里有股油墨味，船长说是装过印刷品。”
“油墨味。”李振邦把报告折好放进包里，“华丰贸易行的提货单还在吗？”
周老先生点点头，从铁皮柜里拿出一沓提货单，按日期排得整整齐齐。李振邦找到11月17日那张，上面的签名是“陈志雄”，字迹歪歪扭扭，和之前从华丰贸易行抄来的账本笔迹比对，“丰”字的竖笔都带了个小勾——是同一个人写的。
“太明显了。”李振邦把提货单递给小孙，“像是故意把线索摆在我们面前。”
回局里的路上，自行车骑过外白渡桥，风裹着黄浦江的潮气吹过来，李振邦心里的疑团越来越重。敌特组织向来谨慎，之前赵永明的案子里，连个一点线索都没留下，怎么会在货运记录上留下这么大的破绽？
“除非是陷阱。”他突然停住车，回头对小孙说，“他们想让我们盯着码头仓库，好把真正的窝点藏起来。”
到局里时，技术科的老陈正蹲在地上，对着一堆泥土样本摆弄显微镜（1950年就已经有了生物显微镜了）。见李振邦进来，他连忙站起来，手里拿着片载玻片：“振邦，你让我化验的码头泥土，有发现！”
李振邦凑到显微镜前，调好焦距，看见细小的金属碎屑，边缘还带着磨损的痕迹。“是什么金属？”
“铅锑合金。”老陈把载玻片放在托盘里，拿起放大镜，“这种合金专门用来做印刷活字，而且看磨损程度，像是海德堡印刷机上的零件——那种机器精度高，磨损的碎屑都很规则。”
这个发现让李振邦心里一沉。海德堡印刷机是德国产的，当时上海只有三台，全在国营厂里。敌特要是能弄到这种机器，背后的势力绝不小。他让小孙去查全市的海德堡印刷机登记记录，自己则拿着金属碎屑样本，去了趟第三印刷厂。
第三印刷厂在闸北区，门口挂着“国营上海第三印刷厂”的木牌，门口的宣传栏贴着“增产节约”的标语。李振邦没找厂长，直接去了食堂——中午饭点，老工人都在这儿吃饭，最容易打听消息。
他端着碗阳春面，坐在两个老师傅旁边，假装闲聊：“师傅，你们厂的机器好用不？我听说海德堡的机器特别厉害。”
穿藏青色工装的老师傅叹了口气，扒了口面：“厉害是厉害，就是老出毛病。上个月还请了外面的师傅来修，说是机械局派来的专家，结果修完更难用了。”
“外面的师傅？”李振邦放下筷子，装作好奇，“长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戴个鸭舌帽，说话带点宁波口音，左手还戴块旧怀表。”另一个老师傅接过话，“来的都是夜班，每次都是晚上十点来，凌晨两点走，说是怕影响白天生产。”
李振邦心里记下这些特征，又问：“维修记录有吗？我朋友在机械局，说不定认识这位专家。”
老师傅指了指办公楼：“在厂长办公室呢，你得找厂长要。不过那记录也不详细，就写了‘王工’，连全名都没有。”
他找到厂长时，厂长正对着一堆报表发愁。听说要查维修记录，厂长脸色有点不自然：“李科长，这...维修记录都是按规定存的，就是怕你们误会，毕竟‘三反五反’刚过，我们厂可不敢出问题。”
李振邦拿出市公安局的调查令，放在桌上：“只是例行调查，没别的意思。”
厂长这才勉强从抽屉里拿出个账本，翻到3月份那页：“你看，就是这几次——3月12日、3月26日、4月9日，都是周五夜班，维修项目是‘滚筒校准’‘油墨管路清理’。”
李振邦看着账本上的“王工”签名，和之前陈志雄的笔迹比对，虽然字体不一样，但“工”字的横笔都特别长——是故意模仿的笔迹。他让厂长找当时的值班工人，工人回忆说，每次“王工”来维修，都不让人靠近机器，还让值班工人去休息室等着，说是“怕影响维修精度”。
“他们是借维修的名义，在机器上做手脚。”李振邦离开印刷厂时，心里已经有了判断。敌特很可能在夜班时，用厂里的海德堡印刷机印假票，白天再把印好的假票运走，神不知鬼不觉。
回到局里，小孙已经把海德堡印刷机的登记记录拿来了：“全市就三台，人民出版社、上海印刷厂、第三印刷厂，都是国营单位。人民出版社和上海印刷厂的机器最近都在检修，只有第三印刷厂的一直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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