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4月16日， 农历二月廿九， 宜：沐浴、祭祀、解除、安葬、破土， 忌：斋醮、开光、嫁娶、入宅、上梁。
洗漱间的灯光惨白，照得人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我挤好牙膏，机械地张开嘴，牙刷探进去的瞬间，舌尖无意中扫过了左边舌缘——有什么东西，硬硬的，小小的，像一粒沙子嵌在柔软的舌肉里。
我停下动作，把舌头尽量伸出来，凑近镜子。
镜子里的舌头粉红湿润，表面覆盖着一层淡淡的白色舌苔，看起来一切正常。我用舌尖去顶那个位置，又碰到了那颗小小的硬物。它藏在舌头的左侧边缘，离舌尖大约两厘米的地方，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歪着头，努力让视线落在那一点上，终于看到了——一个针尖大的白色小点，比芝麻还小，不痛不痒，像是被鱼刺扎过后留下的痕迹。
“上火了。”我嘟囔了一句，把牙刷重新塞回嘴里。
那天是三月中旬，具体几号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那天发生的事，记得那天的每一个细节，因为从那之后，每一天都像是在倒计时。我甚至记得那天早上刷牙用的牙膏的味道——薄荷味的，凉得有些刺鼻。我拧开水龙头，把嘴里的泡沫吐掉，又含了一口清水漱口，一切如常，像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的每一个早晨。
我叫陈默，三十二岁，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单身，独居，在这座城市的东北角租了一间一居室的公寓。生活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就是那种最普通的、淹没在人群里的生活。早上七点二十的闹钟，赖床五分钟，洗漱，刮胡子，有时候吃早饭有时候不吃，挤地铁，打卡，开电脑，写方案，改方案，开会，下班，点外卖，刷手机，洗澡，睡觉。日复一日，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
那个小疙瘩出现后的几天里，我偶尔会用舌尖去顶它一下，像是一种不自觉的习惯。它还在那里，不痛不痒，但似乎……似乎比之前大了一点点？我说不准。也许是因为我总去舔它，把它刺激肿了？我这么安慰自己。
一周过去了。
那天晚上加班到很晚，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我疲惫地站在洗漱台前刷牙，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牙刷在口腔里机械地滑动着，一下，两下，三下——舌尖又碰到了那个东西。
这一次，我感觉到了不一样。
它不是一粒沙子了。它是一块东西，一块长在舌头上的东西，有形状，有体积，像一粒黄豆那样鼓起来。我的困意瞬间消散了大半，扔下牙刷，把舌头伸到最长的程度，凑到镜子前。
灯管在头顶嗡嗡地响着，发出那种老式日光灯特有的低频噪音。我把脸凑得离镜子极近，呼出的热气在镜面上凝出一层薄雾。我用纸巾擦掉雾气，屏住呼吸，死死地盯着镜子里的舌头。
我看到了。
那不是溃疡，不是血泡，不是任何我认识的东西。它长在舌头左边靠后的位置，大约有绿豆大小，表面不是光滑的，而是粗糙的，像……像一小块还没有完全泡发的干木耳，微微隆起，颜色比周围的舌肉要白一些，边缘不规则，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从舌头的表面往外生长。
我的手开始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一种说不清的不安。那种感觉很奇怪，就好像你在自己家里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墙上多了一扇你从来没见过的门。你知道那扇门不应该在那里，但它就在那里，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着。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手指不停地去摸那个位置，用舌尖去顶它，确认它还在不在。它当然在。它在那个黑暗湿润的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待着，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公司附近的一家社区医院。接诊的是一个看起来五十多岁的女医生，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说话慢吞吞的。我张开嘴给她看，她拿棉签压住我的舌头，皱着眉头端详了好一会儿。
“多久了？”她问。
“大概……一个多星期吧，我也记不太清了。”
她放下棉签，摘下老花镜看着我：“应该就是普通的舌乳头炎，上火引起的。我给你开点消炎药和漱口水，用几天看看，应该能消下去。如果还不行，再到大医院去看看。”
舌乳头炎。多好听的名字，听起来就像感冒发烧一样稀松平常。我拿着处方去药房取了药，一盒头孢，一瓶复方氯己定漱口水，总共花了不到一百块钱。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三月的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我甚至觉得有些好笑——多大点事儿啊，至于一晚上没睡着吗？
我老老实实地吃了三天消炎药，每天早晚用漱口水含漱三分钟。那种漱口水的味道很怪，又苦又涩，每次漱完口整个嘴巴都像被腌过一样。但我不在意，只要能把那个东西消下去，喝毒药我都愿意。
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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