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房那木门轴真是该上油了，一推就“吱呀”一声，就像个没睡醒的老猫在叫。我正踩着脚尖往房梁上挂晒干的甘草，就听见这声音，手里的木钩子一晃——今儿她来得比平时早了点。
“赵医生，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她的话音带着点晨露的湿气，人还没进屋，手里的竹篮就先伸了进来。篮子里装着半篮子带泥的山药，个头不大，还粘着新鲜的草根，一看就是刚从地里挖的。那些泥土湿湿的，草根上还挂着几颗亮晶晶的露珠，显然是刚从早市上买的。
我从梯子上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真是麻烦你了。”梯子轻轻一晃，梯脚在青石板上留下了浅浅的印子，墙角的蛛网被风吹得飘起来，落了几粒灰尘。
她把篮子往柜台边一放，手在蓝布围裙上擦了擦，露出了手腕上的红印子——看起来像是被藤蔓勒的，交叉着，还有点新鲜的血迹。“我寻思着你药房里常用山药，后山的新货，嫩得很，刮皮的时候能挤出汁来。”她笑着，眼睛却偷偷地扫过案头的白瓷瓶。那眼神就像春天的蝴蝶，轻飘飘的，却准确地落在了那个贴着外文标签的瓶子上。
那瓶子里装的是磺胺粉，昨天才从上海黑市弄来的，就那么一小瓶。瓶颈上还沾着旅途的灰尘，标签边上的海关印章都模糊了。街口的张大爷因为烂腿用了它，炎症下去了，今早他儿子来道谢，说老爷子现在能拄着拐杖走路了，拐杖敲地的声音都比以前响亮了。
“赵医生，这药真神奇。”清水百合弯腰拿起扫帚，帮我扫起地上的药渣，竹扫帚在青石板上沙沙作响，“昨天我去给东头的王奶奶送菜，听她说，你这儿有能‘起死回生’的药。”她边说边扫，差点碰到我的鞋跟。
我正往药碾子里倒石膏，头也没抬：“老奶奶夸张了，那不过是个普通的消炎药。”石碾子和石膏摩擦的声音，粉末慢慢堆成小山。
“普通的药能让人三天消肿？”她好奇地问，扫帚在她手里转了个圈，“我在奉天医院的时候，见过洋医生给伤兵用类似的药，一小瓶就要两块大洋，还得有关系才能弄到。你这瓶看起来比那时候的还精致，是不是更珍贵？”
石碾子继续工作，我看了眼她的手，指甲缝里都是黑泥，指关节上有一层薄茧——看起来不像是常干农活的，倒像是经常握着硬东西磨出来的，比如枪柄或刀柄。“医院的事记得不大清了，早忘了。”我把碾子挪开点，避开她扫来的扫帚，“你没事的话，帮我把晒着的陈皮翻个面？”
她的扫帚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扫：“好嘞。”声音里藏着点兴奋，“我在城郊的一个小医院帮忙，你没听过。我爹娘在那儿当护工，我就帮忙打杂，不算正式工作。”
“哦。”我应了一声，把石膏粉装进纸袋，纸袋发出窸窣声，“王奶奶的风湿药该换了，你顺路的话，帮她带过去？”王奶奶住在城东，而清水百合说她表姑在城西，这“顺路”两字，听起来就不太对劲。
她眼睛亮了起来，连忙点头：“顺路顺路！我正好要去表姑那儿，拐个弯就到了，不麻烦。”扫帚放得特别轻，生怕碰到什么。
我把药包递给她，牛皮纸上写着“王奶奶 风湿方”，字迹整齐。她小心翼翼地把药包塞进怀里，我心中的疑虑更重了。她的手指在药包上捏了捏，像是在感受药粉的质地。
她没立刻走，反而拿起抹布开始擦柜台：“赵医生，这柜台有点灰，我擦擦。”抹布是粗麻布的，擦过红木柜台，留下一道道水痕，很快被阳光晒干。
擦到案头时，她的手指“不小心”碰到了装磺胺粉的白瓷瓶。瓶子晃了晃，没倒，她却“哎呀”一声，伸手去扶，指尖擦过瓶口——那动作快得像蚊子叮人，几乎看不清。
“小心点。”我淡淡地说，把瓶子往里挪了挪，指尖触到瓶身，冰凉的玻璃上似乎还留着她的温度。
她的脸微微红了，手忙脚乱地继续擦柜台：“对不起，我手笨，干活总毛躁。”抹布在柜角擦来擦去，像是要把那点“不小心”的痕迹也擦掉。
我没再理她，转身去后院翻晒陈皮。后院的石板路湿漉漉的，倒映着天上的云，云影随风慢慢移动，像一群懒洋洋的鱼。墙角的薄荷长得正好，叶片上的露珠滚动着，颤颤巍巍的，就像她眼里藏不住的那点心思。
“赵医生，这薄荷长得真好！”她跟着我，蹲在薄荷丛边，伸手要摘，“听说薄荷能治头疼，我表姑最近总头疼……摘几片回去给她泡水喝？”手指已经捏住了一片叶子，指甲缝里的黑泥蹭到了嫩绿的叶面上。
“刚浇了粪水。”我淡淡地说。这话真假参半，粪水是昨天浇的，今天早上只是洒了清水，但足够让她缩回手了。
她的手停在半空，尴尬地收了回去，指尖在围裙上蹭了蹭，把黑泥蹭得更均匀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想起三天前那个伤兵——他是从前线退下来的，腿上中枪，伤口感染严重，发着高烧说胡话。清水百合自告奋勇去给他换药，回来时手里多了块染血的布条，说是不小心蹭到的，布条上的血渍边缘却很整齐，像是用剪刀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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