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卡在最后一帧时，法庭里的空气像被抽干了。投影仪的光束还打在幕布上，定格的画面里，铁笼里的人蜷缩着，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手腕上的铁链勒出深深的血痕——那是1943年哈尔滨平房区的“实验场”，赵佳贝怡在遗址照片里见过无数次，却每次看都像被冰锥扎心。
战犯席上那个总是喜欢用手帕擦拭额头汗水的将军，此刻双手僵硬地停留在半空中，那块白色的手帕也失去了原有的洁白，它的一角无力地下垂着，上面已经浸透了深颜色的汗水痕迹。
这位名叫松井次郎的将军，其残忍行径被详细记录在了清水百合的笔记本中：他最为拿手的便是利用活生生的人来检验毒药的毒性强度，并会将这些惨无人道的行为以一种极其严谨、甚至可以说是近乎病态般工整规范的字体记载于报告之中，仿佛那些无辜生命只是供他随意摆弄的工具而已。
其中一份报告中的字句更是让人毛骨悚然：实验体对毒物产生了强烈的不良反应，但这却使得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收集相关的数据资料。 如此冷酷无情且充满变态意味的文字描述，实在是让人感到无比恶心和愤慨！
就在这时，坐在一旁的另一名战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只见那名戴着圆形框架眼镜的男子突然间弯腰蹲下身子，同时口中传出一阵极力克制的呕吐声音。
由于身体过度前倾，他鼻梁上架设的眼镜也随之滑落至鼻尖处，从而暴露出一双布满鲜红血丝的眼睛。赵佳贝怡一眼便认出了此人正是木村英二，一个臭名昭着的日本 731 部队首席研究员。
想当年，就是这个恶魔亲自给年仅三岁大的孩子们注射过致命的鼠疫病菌，而事后他竟然毫无愧疚之心地在工作日志中写道：年幼的儿童通常免疫力较弱，因此这样的实验往往能取得更为明显的成效。
反对! 一声怒吼如同惊雷般炸响，震得在场所有人都不禁浑身一颤。只见一名身着银灰色西装的日本律师霍然站起，双手用力地拍打在面前的桌子上，发出清脆而响亮的声响。
由于这突如其来的动作过于猛烈，导致他原本整齐系好的领带也被甩到了一旁，显得有些狼狈不堪；与此同时，他那洁白的袖口处还沾染着几滴尚未干透的咖啡污渍，此刻更是格外引人注目。
这名律师的嗓音尖锐刺耳，仿佛用指甲去刮擦一块光滑的玻璃一般，让人听后感到一阵毛骨悚然，但即便如此，还是难以掩盖住其话语末尾微微颤抖的音调。
赵佳贝怡冷静地将目光投向对方，不经意间瞥见了他脚边敞开着口子的公文包。那个公文包的拉链并未完全合拢，从缝隙之中隐约可以看到一叠厚厚的文件纸张，上面赫然标注着辩护材料几个大字。
然而，当视线进一步下移时，她却惊讶地发现那些纸张的边角部位竟然印有一行极小且不易察觉的字样：军部特供。
这个特殊的标识对于赵佳贝怡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她曾经在当地的历史档案馆里亲眼目睹过与之相同的版本——毫无疑问，这些所谓的辩护材料实际上就是当年侵华日军专门用于销毁自身犯罪证据、试图给自己洗脱罪名的洗白手册!
赵佳贝怡没接话，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牛皮文件夹，金属搭扣“咔嗒”一声弹开，惊得那律师哆嗦了一下。
她抽出一沓照片，指尖在上面顿了顿，递给法警时，指腹蹭过第三张照片的边缘——那是她去年在平房区遗址拍的，操作台锈得发绿，侧面刻着的“B-17”编号却清晰可辨。
“这是东北平房区731遗址的现场照片。”她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开，平得像结了冰的河面，“第三张照片里的操作台，编号是‘B-17’，影像里第三分零二秒，手术台侧面刻着同样的编号。”
法警把照片传给法官席，又绕到被告席。松井次郎扫了一眼，突然像被抽走了骨头，瘫在椅子上，帕子从手里滑落到地上，露出手腕上块歪歪扭扭的刺青——是当年部队的番号，和影像里研究员臂章上的图案一模一样。
木村英二盯着照片里的操作台，喉结上下滚动，突然抓起面前的水杯砸在地上，玻璃碎片溅到法警的鞋上，他却像没看见，只是死死瞪着赵佳贝怡，眼里的疯狂像要吃人。
“还有这个。”赵佳贝怡又拿出个小本子，纸页脆得像枯叶，边缘卷着毛边——这是去年在遗址墙角的砖缝里抠出来的，被雨水泡得半烂，却勉强能看清字迹。
她翻开第17页，用指尖点了点其中一行：“1943年5月12日，领取‘低温实验专用温度计’十二支，规格：-50℃至10℃，领用人：木村英二。”
她抬眼看向那个戴圆框眼镜的战犯，声音里没带一丝情绪，“影像里第12分38秒，研究员手里的温度计，刻度范围与记录完全一致。”
木村英二的脸“唰”地白了，比他衬衫的领子还白。他突然想起什么，手忙脚乱地去摸口袋，掏出个皱巴巴的小本子——赵佳贝怡认得，那是他当年的实验日志，上次在东京档案馆查资料时见过复印件，其中一页赫然写着“5月12日，温度计用于‘冷冻耐受度测试’，实验体编号37号，死亡时间14点2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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