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比往年更晚一些。吉春市光字片低矮的平房顶上，残雪尚未完全消融，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而冰冷的光。与这迟迟不到的暖意相比，光字片居民们的心，却如同被架在火上烤，焦灼、懊悔、期盼、无奈，种种情绪交织，在破败的街巷间弥漫。
马德友躺在里屋的炕上，那条腿摔了一下，又被被高高垫起，像一截丑陋的树桩。钻心的疼痛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绵长而磨人的酸胀和麻木，以及更深重的、无处发泄的怨气。他时不时就要骂上几句，骂那些打断他腿的邻居是“白眼狼”，骂云朵伺候得不够周到，更多的时候，是咒骂那个“一拍桌子就停了拆迁”的市委书记李天娇。
“败家娘们！丧门星！”他看着云朵端着药碗进来，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戾气，“要不是你们娘俩，老子能落得这步田地？现在好了，拆迁停了，老子的腿也折了，建国还被抓了进去！这日子没法过了！”
云朵低着头，默默地将温热的汤药递过去。她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咒骂，只是如今听着，心里那份逆来顺受的麻木底下，似乎也生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硬气。尤其是看到儿子何念的变化后。
马德友的大儿子马建国因耍流氓罪被判了三年，送去劳改。二儿子马建军眼见家里靠不住，托了关系，总算进了市郊新建的一个机械厂当学徒工，虽然辛苦，但总算有了份正经收入，平时住在厂里宿舍，很少回家。这个曾经吵闹拥挤的家，忽然变得冷清了许多。
马德友不是没打过何念的主意，想着让他也辍学去干活挣钱。但这次，云朵的态度异常坚决。
“何念还小，他得上学。”她声音不高，却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他现在学习好，将来肯定有出息。不能让他像……”她后面的话没说出来，但马德友听懂了，像他，像他那两个不成器的儿子一样，一辈子窝囊在光字片。
马德友看着云朵那执拗的眼神，又瞥了一眼旁边默不作声、只是冷冷看着他的何念，心里没来由地一寒，到了嘴边的骂词竟咽了回去。他隐隐感觉到，这个家，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而光字片的其他居民，在经过最初的混乱、抱怨和相互指责后，逐渐将矛头再次对准了市政府。暂停拆迁的决定像一盆冰水，把他们从“一夜暴富”的美梦中彻底浇醒。现实的寒冷让他们无法忍受。破旧的房屋在化雪的季节更加潮湿阴冷，修补了无数次的屋顶依旧漏雨，狭窄泥泞的街道臭气熏天。他们开始组织起来，一波接一波地去区里、市里上访，要求恢复拆迁，甚至降低了补偿标准的要求。
拆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被缠得没办法，最终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复：恢复拆迁可以，但必须光字片所有住户，百分之百签字同意按现有方案执行，有一户不签，整个片区的改造计划就继续搁置。
这个“百分百”的要求，像一道无形的枷锁，套在了每个光字片居民的头上。于是，一场内部的“动员”和“劝说”开始了。那些迫切希望离开这里的居民，自发组织起来，挨家挨户做工作，劝说那些还在犹豫或者别有心思的“钉子户”。大多数人家在现实面前低下了头，陆续签了字。但总有那么几户，或因家庭内部矛盾，或因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或因像马德友这样心存怨怼、破罐子破摔的，迟迟不肯点头。
拆迁工作，就在这种“几乎完成，却又差之毫厘”的状态下，尴尬地僵持着。希望似乎近在眼前，却又仿佛遥不可及，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折磨着光字片的每一个人。
与此同时，周蓉的生活也面临着另一种“困扰”。她今年二十一岁，出落得愈发标致水灵，又是市委宣传部的干部，端着铁饭碗，在这光字片乃至整个吉春市，都是拔尖的姑娘。上门说媒的、亲戚朋友介绍的，几乎踏破了周家的门槛。
周蓉对此却兴致缺缺。介绍的对象，有工厂的技术员，有机关的科员，有部队的连长……条件听起来都不错，可周蓉去见了几次，总是意兴阑珊。对方或嫌她家住在光字片“条件差”，或在她面前显得拘谨笨拙，或言语乏味让她提不起兴趣。她总能挑出这样那样的不满意。
周父周母起初还由着她，可见她相看一个黄一个，也不免着急起来。
“蓉啊，眼光别太高了。”周母苦口婆心，“咱家就这条件，你虽说是个干部，可也得实际点。”
周父也叹气：“找个踏实本分、知道疼人的就行。”
这天，周父厂里一位对他颇为照顾的老车间主任，亲自登门，说要给周蓉介绍个对象。对方是市里新成立的一家外贸公司的经理，叫宋哲，据说家里很有背景，父母都是干部，本人能力强，前途无量。老主任说得天花乱坠，周家父母听得心花怒放，觉得这回总算遇到个“像样”的了。周蓉本想拒绝，可见父母那期盼的眼神，和老主任热情难却的样子，只好勉强答应见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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