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的上海，空气黏稠得仿佛能拧出硝烟与鲜血。卢沟桥的枪声已过去月余，华北战火正炽，而上海这座东方巴黎，则在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与躁动中，迎来了它命运转折的前夜。街头巷尾，谣诼纷飞；黄浦江上，日军第三舰队的舰影如同浮动的钢铁棺材，散发着不祥的幽光；租界内外，各国侨民和富裕华人开始仓皇打包细软，寻找逃离的船票。一种近乎实质的、名为“战争”的恐怖，扼住了这座城市的咽喉。
8月12日。明渊站在战略分析室的巨幅地图前，目光如炬。系统的感知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运转着，如同最精密的战争仪表，捕捉着这座城市每一个角落散发出的、濒临爆发的信号。他“听”到了日军海军陆战队军营里弹药箱碰撞的沉闷声响，“嗅”到了从吴淞口外飘来的、舰队锅炉过度燃烧带来的焦糊味，“看”到了虹口、闸北日占区那些街垒后闪烁的刺刀寒光。
最后的倒计时，已经开始。而他，必须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完成最后的布局，将那些绝不能落入敌手，或必须在未来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人员与物资，抢在闸门落下之前，送出去。
最后的转移：与时间赛跑
整个上午，明渊坐镇战略分析室，看似在分析一份关于“上海华界治安状况”的报告，实则大脑如同最高效的指挥中枢，通过明诚和几条绝对安全的单线，向各个节点发出最后的指令。
“昌隆”公司的终极使命： 明诚亲自指挥，将最后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一批战略物资——包括两套完好的大功率无线电发报机核心部件、一批市面上已绝迹的特效消炎药、以及部分用于精密仪器维修的特殊工具和图纸——分装进几个看似普通的货箱，混入一批即将运往香港的“南洋百货”中。运输队由“孤狼”小组最核心的成员伪装押运，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8月13日中午前，将货物送上怡和洋行开往香港的“海星号”客轮。这艘船，将是战前离开上海的最后一班定期客轮。
“星火”名单的启程： 通过明氏企业的渠道，最后三名代号列入“星火”名单的青年技术人员——一位无线电工程师，一位化学分析师，一位机械制造专家——被以“公司紧急外派”的名义，连同他们的直系亲属，安排搭乘法国邮轮“霞飞号”前往河内。他们的档案、能力和对进步的倾向，早已通过“深海”渠道被后方确认，他们是未来抗战工业和技术斗争的火种。
“渔夫”网络的静默与转移： 黎国权领导的核心机关，大部分人员已按计划提前疏散。最后留守的机要员和报务员，也在这一天清晨，通过那条连接明公馆与古老城市工事系统的备用通道B，悄然转移至公共租界边缘一个绝对隐秘的安全屋，并彻底切断了与之前所有活动据点的联系。“深海”这条线，进入了最深的冬眠状态。
军统资产的处置： 对于军统方面，明渊以“无常”的名义，发出了一份关于“日军即将于48小时内发动攻击，建议非必要人员及重要档案立即撤离”的最高预警。至于郑介民是否能听从，或者戴笠派来的那位“判官”会如何行动，他已无暇顾及。他只确保“孤狼”小组掌握的军统秘密电台和部分行动装备，被转移到了更隐蔽、更安全的位置。
整个转移过程，如同一场在刀尖上进行的精密手术，紧张、有序，却又充满了无声的急迫。每一分钟，都可能被突然爆发的战事打断；每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日方的最后部署与“藤原”的表演
与此同时，在日方层面，战争的机器已经彻底开动。藤田芳政坐镇特高课总部，命令如雪片般飞出，要求所有部门进入最高战备状态。明渊作为战略分析室主任，也不得不参与其中。
他被要求提供一份关于“中国军队在沪西、南市可能抵抗强度”的最终评估。明渊在报告中，刻意夸大了这些区域中国守军的工事强度和战斗意志，并“忧心忡忡”地指出，强攻可能会带来“远超预期”的伤亡和城市破坏，试图在最后关头，为日军的进攻计划制造一丝犹豫，哪怕这犹豫微不足道。
他甚至“主动”向藤田芳政建议：“课长，大战在即，为确保新市政府筹备工作不被中断，是否可将部分重要文卷和核心人员，暂时转移至更安全的地点？例如……帝国海军控制的码头区域？”这个建议，既符合他“尽职尽责”的人设，也为他暗中观察日军海军动向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
藤田芳政采纳了他的部分建议，但也明确指示他：“藤原君，你的岗位在特高课。市政筹备可以暂缓，但帝国的情报工作需要你。你要留在这里，随时分析战局变化。”
这正合明渊之意。他必须留在风暴眼，才能获取第一手的情报。
夜幕下的死寂与最后的警示
夜幕降临，8月12日的上海，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死寂。往日繁华的街道空空荡荡，霓虹灯尽数熄灭，只有巡逻的日军士兵沉重的皮靴声和偶尔传来的、不知是汽车还是坦克引擎的轰鸣，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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