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28日的呼兰县，暴雪在凌晨两点终于歇了脚，却把气温拽到了-22℃的冰点。路灯昏黄的光裹在雪雾里，洒在光明街12号的青砖院墙上，连扫雪车的马达声都像被冻得发颤，隔三条街才能隐约听见。苏敏是被客厅里“拖拽声”惊醒的——不是积雪滑落屋顶的簌簌声，是硬东西蹭过地板的钝响，短促又沉闷，像有人在拖沉重的木箱。
她摸黑抓过棉袄裹在身上，脚刚踩进拖鞋就打了个寒颤。走廊里没开灯，只有卧室门缝漏出的微光，映着地板上的冰碴——昨晚忘关窗，寒气把窗台上的水珠冻成了冰。走到客厅门口时，拖拽声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的“黏滞感”，像鞋底沾了湿泥。苏敏哆哆嗦嗦摸到手电筒，按下开关的瞬间，光柱“唰”地扫过玄关，她的尖叫卡在喉咙里，手电筒“哐当”砸在地上。
郑钧倒在玄关的脚垫旁，不是躺着，是跪姿，额头抵着冰凉的地板，双手垂在身侧，指缝里还沾着点暗红色的冰碴。他的藏蓝色警服被撕开了个口子，胸口插着一把匕首，刀柄朝上，缠着磨得发亮的黑色电工胶带。最让苏敏头皮发麻的是尸体旁的纸条——泛黄的毛边纸压在郑钧的手腕下，毛笔字透着冷意，写着“尔等办案不公，此为惩戒”，血渍从纸条边缘渗出来，在低温下凝成了暗褐色的冰壳，嵌进地板缝里抠都抠不下来。
县局值班室的电话响时，程野正趴在桌上补觉。刚从省警校毕业半个月，他还没见过真枪实弹的命案，只跟着老刑警梁铎跑过两起盗窃案。“快！光明街郑局家出事了！”接电话的同事吼声刚落，程野就弹了起来，抓起勘查箱往身上挎——箱子里的镊子、放大镜、粉笔盒撞得叮当响，他手忙脚乱地扣扣子，连警帽戴反了都没察觉。
“慌什么？”梁铎叼着烟走过来，伸手把他的警帽调正，又从抽屉里摸出副厚手套塞进他手里，“-22℃，证据冻在雪里都看不见，先把自己手护住。”警车碾着积雪往光明街开，轮胎打滑时程野下意识攥紧了扶手，梁铎却盯着窗外的雪痕，突然开口：“记着，到了现场别乱走，每一粒雪都可能是证据——尤其是鞋印，低温下踩出来的印子脆，一碰就碎。”程野点头如捣蒜，笔记本在膝盖上摊开，却半天没写出一个字，手心的汗把纸都洇皱了。
凌晨5点10分，第二通报警电话像炸雷一样在车里响起。“和平巷8号！顾检家！邻居说看见窗帘晃得不对！”梁铎猛踩油门，警车在雪地里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程野的笔记本“啪”地掉在脚边。等他们赶到和平巷时，顾行家的院门外已经围了几个邻居，其中一个穿棉袄的老头正哆哆嗦嗦地搓手，是邻居张大爷。“我起得早，想扫扫门口的雪，就看见顾检家二楼窗帘晃得厉害——不是风吹的，是有人在里面动！”张大爷的声音发颤，指着反锁的院门，“我撞了三次才撞开，刚进客厅就看见……看见顾检倒在卧室门口，满地上都是血！”
程野跟着梁铎冲进屋，暖气还没凉透，却透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他刚想往里走，就被梁铎拽住了胳膊：“站住！先看地面！”程野低头，才发现地板上有串湿漉漉的鞋印，从玄关一直延伸到卧室——印子边缘已经开始结冰，是42码左右的胶底鞋，菱形防滑纹清晰可见。卧室里的景象比郑钧家更惨烈：顾行仰面倒在门口，胸口的血把藏青色检察制服染成了黑红色，怀孕6个月的顾夫人蜷缩在床底，头发散乱地盖在脸上，手里还攥着半件没织完的婴儿毛衣。床头柜上的搪瓷杯冒着残温，杯沿凝着层薄霜，旁边压着张跟郑钧家一模一样的毛边纸，字迹更狠：“为民除害，下一个还来”。
“稳住！把勘查箱打开，拿镊子和证物袋！”梁铎的吼声让程野瞬间回神。他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却因为手滑，镊子“当啷”掉在地上。“捡起来！轻点！”梁铎的声音带着严厉，程野赶紧伸手去捡，指尖碰到镊子时，才发现自己的手在不停发抖。梁铎没再说话，而是亲自蹲下身，用镊子夹起郑钧胸口的匕首——全长25厘米，刀身狭长，没有任何铭文，刀柄上的黑色电工胶带边缘磨得起了毛，像是缠了好几年。“刃口有3处缺口，”梁铎把匕首放进证物袋，对着光看了看，“应该是长期用的，还刻意磨过，很锋利。”
技术队的陆衡和法医周岚很快赶到。陆衡蹲在顾行家的卧室里，用放大镜盯着地上的弹壳：“64式手枪的弹壳，你看这里——”他指着弹底的标识，“1984-哈造，跟1984年咱们县局报废的那批枪支批次完全对得上。”周岚则跪在郑钧身边，手指轻轻拨开他的衣领：“一刀致命，匕首刺入角度是45度，凶手力气很大，没犹豫。”她又走到顾行身边，掀开他的袖口：“两处枪伤，都是要害，射击距离应该在一米以内，凶手很可能是熟人，或者是趁顾检没防备的时候动手的。”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