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小陈跟着几个朋友自驾去新疆。一行四五辆车，十多个人，热热闹闹地从内地出发，一路上说说笑笑，谁也没想到会在半路上遇到那种事。
行程的第七天，车队开上了一条国道。天色忽然暗了下来，乌云压得很低，像一口锅扣在头顶。几分钟后，瓢泼大雨就砸了下来。雨大得雨刷开到最快也看不清路，两边是光秃秃的防护林，没有村庄，没有旅店，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车队只好拐到路边的一片林子里，七歪八扭地停下来，支起帐篷，等着雨停。
从下午三点一直等到晚上九点，雨不但没小，反而越下越大。荒郊野外，六七个小时被困着，谁也走不了。闲着无聊，有人开始讲鬼故事。车里挤着四五个人，外面雨声哗哗的，帐篷顶上的水像瀑布一样往下淌。一个叫阿峰的哥们儿点了一根烟，眯着眼说：“我跟你们说个事儿，你们别害怕。三年前，我自己开车来过新疆，就在前面那条路上，遇见过怪事。”大家起哄让他快讲，小陈心里发毛，可又躲不开，只好竖起耳朵听着。
阿峰弹了弹烟灰，声音压低了一些。
三年前也是冬天，他带着一个哥们儿开车去新疆。那天也是下雨，但没今天这么大，路面泥泞得厉害，车开得像蜗牛一样慢。两个人正发愁今晚要在哪儿落脚，忽然看见路边有微弱的灯光。灯光昏黄昏黄的，像是那种老式的白炽灯泡，挂在房檐下，在雨里一摇一晃。他们慢慢靠近，发现是一间孤零零的民房，灰砖墙，黑瓦顶，周围几百米没有第二栋房子，就那么孤零零地戳在雨地里。
“要不咱停下来歇会儿？”开车的哥们儿说。
阿峰正要点头，那房子的门忽然开了。
从里面走出来两个女人。她们穿着夏天的裙子，一个穿白色的，一个穿碎花的，裙摆在雨里飘着。每人手里打着一把红伞，红得刺眼，在灰蒙蒙的雨幕里像两团火。阿峰当时就愣了，兴奋地拍着方向盘说：“嘿，这地方还有美女？”副驾驶的哥们儿却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声音都变了：“你等等！你看清楚了——现在是冬天，新疆的冬天零下二十多度，穿裙子出来，不冻死才怪？”
阿峰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他死死地盯着那两个女人。她们站在雨里，裙角被风吹起来，可她们身上不抖，脸上也不变色，嘴唇红润润的，还笑着朝他们的车招手。那笑容不大，嘴角微微往上翘，可眼睛没有弯，直直地盯着车里的两个人。手里的红伞在风雨中一动不动，像插在石头里的铁杆。
阿峰的脑子“嗡”地一下炸开了。他猛打方向盘，一脚油门踩到底，车轮在泥地里打滑了一下，然后猛地窜了出去。副驾驶的哥们儿死死抓着扶手，脸色煞白。雨大路滑，车像喝醉了酒一样在路上扭来扭去，溅起的水花有两米高。他们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想着快点离开那个地方。跑出去十几分钟，雨渐渐小了，后视镜里那片荒野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两个人这才松了口气，谁也没说话，车里安静得只剩发动机的嗡嗡声。
阿峰说到这里，把烟头掐灭在车窗外，雨滴打在烟头上，嗤的一声。帐篷里没人说话，只听见雨声和风刮过树梢的呜咽声。
后来阿峰他们在附近找到了一家旅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中午，两人在旅店旁边的小饭馆吃饭。饭馆不大，几张长条桌子，坐的都是跑长途的司机，桌上摆着大碗茶和油腻的菜单。他们旁边坐着几个东北口音的人，阿峰主动搭话，聊着聊着就说起了昨晚的遭遇。
一个东北大哥听完，手里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他抬起头，看了阿峰一眼，那眼神不像是在听故事，像是在辨认什么。他放下筷子，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深吸了一口，然后慢慢地说：“你们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离这儿大概百来公里，路边有间孤零零的破房子，灰墙黑瓦，门口有棵歪脖子树？”
阿峰的后背一下子绷紧了：“是，就是那儿。”
东北大哥又吸了一口烟，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昏暗的灯光下散开。他压低了声音，像是怕被什么人听见：“我跟你们说个事儿，你们听完别害怕。十几年前，我刚跑这条路的时候，跟一个老师傅学车。那老师傅跑了十来年这条线，对这条路熟得不能再熟。他活着的时候，反复叮嘱我一句话——到了那个路段，千万不能停车，千万不能让人上车。”
阿峰问为什么。东北大哥弹了弹烟灰，声音低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因为在那段路上出事的司机，不止一个。我师傅的师傅，就死在那段路上。那年他也是夜里开车，下了大雨，路边出来两个穿裙子的女人，打着红伞，招手拦车。他让她们上了车。后来车就栽到山崖下面去了。等救援的人找到的时候，车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尸体，脸上还带着笑。那两个女人，不见了。车里的脚印，只有他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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