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蹲在新院的石榴树下，给刚冒头的新苗培土。胡同口传来马蹄声，清脆的“嘚嘚”声在青石板路上回荡，与周围自行车的“叮铃”声格格不入。他抬头望去，只见一辆黑色的马车从胡同口驶过，车厢是暗绒布的，车轮包着厚胶皮，走在颠簸的路上竟没发出多少声响，车帘缝隙里，隐约闪过一角月白色的丝绸。
这已是他搬到东城小院后，第三次见到这辆马车了。
饥荒年月，别说马车，就是自行车都算得上稀罕物。可这马车不仅气派，赶车的车夫穿着干净的青布褂子，袖口还绣着暗纹，一看就不是寻常人家的排场。沈言收回目光，继续给新苗浇水，心里却明镜似的——这四九城里，藏着不少没被饥荒“饿”着的人家。
他以前住95号院时，满眼都是为粮票发愁的街坊。傻柱为了给秦淮茹家弄点肉，得在厂里偷偷摸摸；三大爷为了省下半两煤，能算计到半夜；贾张氏更是三天两头堵着别人家的门，就为了蹭口饭吃。那时候他以为，这就是饥荒年月的全貌，人人都在温饱线上挣扎。
可搬到这东城的胡同，接触多了，才发现自己还是眼界窄了。
离他小院不远的那条胡同，住着位姓王的老先生。据说以前是前清的举人，家里藏着不少古籍字画。沈言去过一次，是为了收他手里的一本《针灸大成》。老先生的院门看着普通，推开却别有洞天——院里铺着青石板，角落里有座小假山，山脚下引了活水，养着几尾金鱼；正房的窗棂是雕花的，糊着进口的毛边纸，屋里摆着紫檀木的书柜，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悄无声息。
老先生穿着件月白色的长衫，袖口浆洗得笔挺，手里把玩着个玉扳指，温润的光泽一看就有些年头。他给沈言沏的茶，是明前的龙井，用银壶烧的水，茶香醇厚得能绕梁三日。聊起饥荒，老先生只是淡淡一笑：“家里存了些粮，够吃几年的，倒是外面的热闹，看得人心烦。”
沈言当时就明白了，这“存了些粮”，绝不是普通人家的“些”。光是老先生屋里那套银质的茶具，那几尾在饥荒年月还能活得悠闲的金鱼，就足以说明一切——他们的日子，根本没被饥荒打乱节奏。
还有次，他去信托商店淘东西，撞见个穿着旗袍的妇人。那旗袍是真丝的，上面绣着暗金色的凤凰，领口袖边滚着细绒，在这人人穿打补丁棉袄的年月，显得格外扎眼。妇人没看那些粗粮和布料，径直走到放古董的柜台前，指着个青花瓷瓶问价。掌柜的报了个数，要五十斤细粮，妇人连眉头都没皱，从随身的皮包里掏出一沓粮票，数都没数就递了过去，那气派，比现在的富婆刷卡还爽快。
沈言后来听信托商店的李掌柜说，那妇人是某位“大人物”的家眷。家里不仅不缺粮，还藏着不少稀罕物——进口的奶粉、罐头、布料，甚至还有从国外运来的香水。饥荒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少了些出门应酬的机会，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这些“富人”，活得极低调。
他们不会像许大茂那样，有件新衣服就恨不得穿在外面绕三圈；也不会像二大爷那样，总想着摆官威。他们的院门通常关得很紧，门口很少有人逗留；他们出门要么步行，要么像那辆黑色马车一样，低调却奢华；他们买东西从不去黑市，要么托信托商店的人代买，要么让佣人去指定的供销社，用“特供”的票证换。
可细节里藏不住的富贵，总能泄露出蛛丝马迹。
沈言在胡同口的早点摊吃炒肝时，见过个遛鸟的老头。老头穿着件普通的蓝布棉袄，看着像个退休工人，可他手里的鸟笼，是紫檀木的，上面镶着象牙的钩子，笼子里的鸟，是只品相极好的画眉，叫声清亮得能盖过整条胡同的嘈杂。光是那只鸟笼，就抵得上普通人家一年的嚼用。
还有次下雨，他在屋檐下避雨，看见个小姑娘打着把油纸伞跑过。那油纸伞看着普通，伞骨却是竹节钢的，伞面上的图案是手绘的《清明上河图》，笔触细腻得连桥上的行人都看得清。小姑娘跑过他身边时，他闻到她身上有股淡淡的香气，不是肥皂的味道，是某种高级香水的味道，在这满是煤烟味的雨天里，格外清新。
这些人，就像水面下的礁石，平时看不见，却真实地存在着。他们的财富，或许是祖上传下来的，或许是靠着某些“门路”得来的，无论来源如何，饥荒没能撼动他们的根基。他们依旧喝着好茶，穿着好衣，住着好院，只是把这份体面藏在了紧闭的院门后，藏在了低调的言行里。
沈言并不羡慕，却觉得这才是饥荒年月的“全貌”——既有95号院里为半袋粮食发愁的人家，也有像王老先生这样，在朱门内依旧岁月静好的富贵。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了哪一面，都不算完整。
他甚至还和其中几户人家有了些往来。
那位王老先生，知道他喜欢医书，偶尔会请他去家里喝茶，一起讨论《伤寒论》的批注；那位买青花瓷瓶的妇人，后来托他在黑市找过几味稀罕的药材，他用空间里的野山参换了她手里的一幅清代山水画，算是等价交换；就连那个遛鸟的老头，也会在胡同口遇见时，跟他聊几句养鸟的学问，偶尔还会送他几个自己做的鸟食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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