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把最后一块劈好的柴火码进灶房，拍了拍手上的木屑。阳光透过窗棂斜斜地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空气里飘着柴火的清香和墙角腌菜坛的酸气——这是东城小院最寻常的午后，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他忽然对着空灶房骂了句：“闲得蛋疼。”
话音落地，只有房梁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撞得瓦片“咔哒”响了一声。
连小黑都懒得理他。猫正趴在葡萄架下的竹椅上，四脚朝天晒肚皮，尾巴尖有一下没一下地晃着，像是在嘲笑他的莫名其妙。
沈言自己也觉得好笑。
前阵子跑遍大江南北，累得倒头就睡，哪有功夫琢磨“融入不融入”？白天跟车马店的伙计抢炕位，晚上盯着空间里的物资清单，脑子里全是“下一站去哪收粮”“这匹布能换多少票证”，连做梦都在跟黑市贩子讨价还价。那时候的日子，像上了弦的钟，滴滴答答全是实在的声响，哪有缝隙容得下“迷茫”这种虚头巴脑的东西？
说到底，还是这阵子太闲了。
工厂那边，他每月按时交物资，王主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过问他具体在哪；95号院的房租，小马会按时送来，顺便带些院里的新鲜事，不用他费心；空间里的作物自己生长，动物自己繁衍，连蜂蜜都有蜜蜂们按时“上交”，他除了偶尔收收成果，几乎没什么要干的。
人一闲，就容易生事——不是动手动脚的事，是脑子里的事。
就像此刻，他盯着灶台上的豁口瓷碗，能想起这碗是去年从95号院旧货堆里捡的，当时傻柱还笑他“捡破烂”；看着墙角的腌菜坛，能琢磨起三大爷腌萝卜的配方，到底是先放盐还是先放糖；甚至听着胡同里的叫卖声，都能分辨出哪个是张婶常说的“缺斤短两的王小贩”，哪个是“实在人李大爷”。
这些鸡毛蒜皮的细节，以前根本不会往心里去。可现在，它们像春天的草，在脑子里疯长，缠得他坐立不安。
他试图找点事做。
学着李教授练字，描了两笔《九成宫》，觉得手腕酸，扔了笔去喂猫；想给小黑做个新窝，劈了半块木板，嫌毛刺扎手，又丢在一边；甚至翻出空间里的账本，想算算这几年攒了多少物资，没算两页就觉得眼花——那些数字密密麻麻，多到让他麻木，算清楚了又能怎样？
最后，他索性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数着胡同里走过的人。
第一个是挑着担子的剃头匠，手里的铜铃铛叮铃响，沈言数到“七”的时候，他拐进了西边的巷子；第二个是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嘴里叼着半块窝头，跑过去的时候带起一阵风，沈言数到“二十三”，听见远处传来他娘的骂声；第三个是卖冰棍的老太太，木箱子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沈言数到“五十一”，她在对门的杂货铺门口停下，跟掌柜的讨了碗水喝。
数到第一百二十七个人的时候，小黑终于不耐烦了，从竹椅上跳下来，用脑袋蹭他的裤腿，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是在说“陪我玩”。
沈言把猫抱起来，摸着它油光水滑的背，忽然想起傻柱的话：“人啊，不能太闲。一闲下来，就容易琢磨些没用的，琢磨着琢磨着，就想出病来了。”
这话糙理不糙。
95号院的人就从不“迷茫”。傻柱每天想着食堂的菜、秦淮茹的难处、跟许大茂的架，日子填得满满当当；一大爷琢磨着怎么让傻柱给自己养老，二大爷算计着怎么当院里的“一把手”，三大爷扒拉着手指头算今天又省下几分钱——他们的心思都在眼皮子底下的日子里，没功夫抬头看天上的云。
就连贾张氏，每天骂骂咧咧，挑挑拣拣，也是种“忙”。她忙着护着秦淮茹和孩子，忙着跟院里人斗智斗勇，忙着把日子过得精打细算，这种“忙”像层铠甲，护住了日子，也挡住了虚头巴脑的愁绪。
沈言以前觉得他们活得“俗”，现在却有点羡慕这种“俗”。
俗得踏实，俗得有根，俗得像院门口的老槐树，深深扎根在泥土里，风来雨去都稳稳当当，从不会琢磨“我为什么要长在这里”“我算不算一棵有文化的树”。
他把小黑放下，起身往95号院走。
走到胡同口，正撞见许大茂骑着自行车回来，车后座上绑着个纸箱子，上面印着“上海牌雪花膏”。见了沈言，他眉飞色舞地说：“小沈，看我给我媳妇弄的稀罕物！这玩意在上海都得凭票，我托了三个人才弄到！”
“不错啊。”沈言笑着说。
“那是！”许大茂得意地扬了扬下巴，“不像某些人，闲得在门口数蚂蚁。”
沈言没恼，反而觉得这话听着舒坦。至少许大茂的得意是真的，不像他自己，连愁绪都带着股子闲出来的假正经。
进了95号院，果然又是一派热闹景象。
傻柱正蹲在院里修自行车，车链子掉了，他嘴里骂骂咧咧，手上却麻利地摆弄着；秦淮茹端着盆衣服去井边洗，棒梗跟在后面，手里拿着根木棍当马骑；二大爷站在台阶上，给几个孩子讲他当年“当干部”的光辉事迹，唾沫星子横飞；三大爷蹲在墙根，用粉笔在地上算着什么，眉头皱得像个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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