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五章 破碎之花 · 失落的实验
“分形实验”进入第六个月，第一个实验区崩溃了。
不是技术失败，不是资源耗尽，而是……文明意义上的“意义丧失”。
这个实验区编号为“E-9”，位于一片曾是全球污染最严重区域之一的流域。他们选择了最为激进的“完全自然净化”路线：全员撤离，停止所有人类活动，让生态系统在绝对静默中自我修复。
起初，数据是振奋人心的：空气污染指数三个月内下降62%，土壤毒性降低48%，消失了二十年的鸟类重新出现。全球生态学家为之欢呼，称其为“地球之肺的自主呼吸”。
但第四个月开始，问题显现。
撤离的三万四千名居民，被安置在三百公里外新建的临时定居点。安置条件不差——食物、医疗、基础教育都有保障。但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家园，还有与那片土地绑定的身份、记忆、生活方式。
老人们开始以惊人的速度离世。不是因病，而是像蜡烛燃尽般，在睡梦中悄然熄灭。心理医生称之为“迁徙性衰竭”：当一个人与故土的联系被强行切断，生存意志会随之枯萎。
年轻一代看似适应得更好，但神经织网收集的主观日志里，充斥着这样的描述：
“我梦到老家的河流，醒来枕头是湿的。但我儿子说那条河‘脏兮兮的，有什么好想的’。他不知道，我小时候在河里学会了游泳，在岸边第一次牵了女孩的手。”
“我们社区的传统节日‘春耕祭’，需要特定的土壤和水。现在只能用合成材料和净化水替代。仪式还在，但味道不对了——像用塑料花祭奠真人。”
“我父亲临终前一直念叨着要‘回去’。我们骗他说污染还没清完。他最后说：‘那就在这儿烧了我，把灰撒回去。’但我们连灰都不能带灰去——生态区禁止一切人类物质进入。”
这些叙述起初只是背景噪音，淹没在其他实验区的成功数据中。
直到第五个月末，E-9实验区的集体心理指数触发了红色警报：抑郁症筛查阳性率达到43%，社区活动参与率下降至11%，超过60%的居民表示“对未来没有期待”。
神经织网的“代价评估小组”发出了正式警告：“E-9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不可逆的瓦解，建议立即启动干预。”
但干预措施——增加心理咨询师、组织社区活动、提供职业培训——收效甚微。
因为问题的根源不是物质匮乏，而是……“意义真空”。
人们活着，但不知道为什么而活。
第六个月的第三天，事件发生了。
一位八十四岁的老人，用自己攒下的药物结束生命。留下的遗书只有一行字：“我的根断了，叶子就该落了。”
他的死亡像一颗石子投入死水，激起了意料之外的涟漪。
三天内，又有七位老人选择同样的方式离开。
然后是第一批中年人。
他们不是集体自杀，而是分散的、安静的、几乎像仪式般的自我终结。
E-9的负责人在紧急通讯中崩溃了：“我们拯救了土地，但杀死了土地上的人。这算成功吗？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数据传到“摇篮”，决策层陷入艰难的沉默。
按照“分形实验框架”，E-9有自主决策权，外部只能提供建议和援助，不能强行干预。
按照“互助承诺”，其他实验区有义务提供心理和社会支持，但不能替代他们的选择。
按照“花园底线”，只要不引发污染扩散或文明崩溃，实验区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包括选择终结。
但看着屏幕上那些平静赴死的记录，所有人都感到了道德的重量。
“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集体自杀。”雷毅的声音压抑着愤怒，“这算什么文明？这是文明的自我阉割！”
“但如果强行干预，我们就违背了‘自主选择’原则。”李瑾疲惫地说，“分形实验的核心就是让各地区探索自己的路，哪怕是死路。如果我们现在介入，其他实验区会怎么看？他们会想：‘摇篮’嘴上说尊重选择，实际上还是在控制。”
“那就让他们死？”赵晓玥难以置信。
“也许……死亡是他们选择的‘代价’。”慕容渊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刀，“为了生态修复，他们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我们能说不值得吗？”
争论陷入僵局。
最后，苏晚晴站起身。
“我去一趟E-9。”
“你去能做什么？”林风问。
“不知道。”她诚实地说，“但我是花园使者。也许……花园系统对这件事会有态度。我需要去现场感受。”
林风沉默了几秒，然后点头。
“我陪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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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机降落在E-9临时定居点时，气氛沉重得像葬礼现场。
不是那种哭天抢地的悲伤，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弥漫在空气中的虚无感。人们照常吃饭、工作、交谈，但眼神空洞，像在扮演“活着”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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