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时光在车马辗转中悄然流逝，曾经在岷江江畔埋首挖掘的“画师学徒”楚阳，此刻已摇身一变，成了沪海十里洋场街头一位引人注目的俊俏公子。他身着一身熨帖的浅灰色西装，头戴一顶宽檐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将原本锐利的眼神掩去几分，多了些斯文儒雅的气质。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看着眼前林立的西式建筑、穿梭的黄包车与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他一时有些恍惚——从滇蜀边境的江口镇，到这纸醉金迷的沪海，仿佛跨越的不仅是千里路程，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他此行的时间本就紧迫。当初向县保安团李龚磊请假时，获批一个月的假期，可光是挖掘张献忠沉船宝藏，就足足耗去了二十余天。若按原计划在昆明采购军火武器，哪怕只多耽搁一两天，剩余的假期也会变得捉襟见肘。好在团长李龚磊极度贪婪，为了多收几日西城门的入城费及各类杂项钱款，不仅爽快地批准了他的假期，还意有所指地暗示他“不必急于返回”，这才给了他辗转前往沪海的机会。一念及此，楚阳心中稍安，脚步也加快了几分——他的第一站，双庆码头。
双庆码头作为民国西南第一码头，其繁华程度早已闻名遐迩。此刻正是清晨，码头上已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脚下的青石板路被往来行人与车马磨得光滑发亮，两侧的小摊小贩挨挨挤挤，吆喝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喧嚣的市井乐章。卖糖画的老人握着熬得金黄的糖浆，在石板上手腕翻飞，转眼间一只威风凛凛的糖老虎便引得孩童们围拢争抢；挑着担子的小贩穿梭在人群中，担子两头的竹篮里装满了新鲜的柑橘与枇杷，在晨阳光下透着饱满的光泽；还有些售卖古玩、布匹的摊位前，不时有客商驻足翻看，与摊主低声议价，空气中弥漫着汗水、水果与烟火混合的复杂气息。
拥挤的人潮里，既有穿着西装、说着半生不熟中文的外国商人，也有身着长衫、手摇折扇的本地乡绅，还有些扛着货物、汗流浃背的搬运工，每个人都步履匆匆，为了生计或利益奔波。耳边传来的，是南腔北调的话语，其中最亲切的，当属本地阿公阿婆那带着浓重川音的闲聊——他们坐在码头边的石阶上，摇着蒲扇，谈论着谁家的娃儿考中了学堂，谁家的铺子又进了新货，语气里满是生活的烟火气。可楚阳却敏锐地察觉到，这片繁华之下，藏着一种虚假而畸形的底色。1913年的民国，时局动荡不安，西南地区虽暂得安稳，却也难逃时代的烙印。码头上往来的货物中，既有民生所需的粮食、布匹，也有洋人的鸦片与武器；那些看似光鲜的外国商人，眼神里藏着对这片土地的觊觎；而本地的富商乡绅，一边享受着码头带来的红利，一边又对时局的变化忧心忡忡。就连那些欢声笑语的孩童，脸上也难掩一丝营养不良的蜡黄。
他在双庆码头只停留了半日，并非为了欣赏这份虚假的繁荣，而是为了给远在家乡的亲人报一声平安。1913年的恐龙府镇南县，偏远闭塞，远未达到电报往来的便利，想要传递消息，只能辗转托人。楚阳来到码头旁的电报局，提笔写下一行简短的文字：“一切安好，有要事前往沪海，勿念，楚阳。”他没有将电报直接发往家乡——那里连电报局都没有，而是发往了在昆明云南讲武学校求学的同族阿哥楚礼手中。楚礼是族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在昆明也算有些门路，只有通过他，才能想方设法将这封平安信寄回那遥远的家乡，让父母放下悬着的心。
发完电报，楚阳没有片刻停留，马不停蹄地来到码头的售票窗口，购买了前往沪海的邮轮票。他知道，沪海才是此行的最终目的地——那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商埠，更是军火交易的隐秘聚集地，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他需要的、足够精良的武器。握着那张印着邮轮图案的船票，楚阳抬头望向江面，远处的轮船鸣响了汽笛，浓烟在天空中拉出一道长长的灰线。他深吸一口气，将心中的思绪压下，转身朝着码头的登船口走去。前路未知，乱世之中，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但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只能迎着风浪，继续前行。
当楚阳踏上沪海码头的那一刻，便被一股与西南截然不同的喧嚣裹挟。1913年的沪海，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漩涡中心，像一块吸铁石，将世界各地的人、货物与思潮都卷入其中，硬生生在黄浦江畔堆砌出一座“东方巴黎”的浮华幻象。
码头上，蒸汽轮船的烟囱冒着浓黑的烟柱，轰鸣声震得江面上的水波都在颤抖。刚靠岸的“太古号”邮轮旁，穿着藏青色制服的外国船员正指挥着搬运工，将一箱箱印着英文字母的货物从船舱里抬出——有来自英国的布匹、美国的机械零件，还有法国的香水与葡萄酒。岸边的起重机“嘎吱嘎吱”地转动着，将沉重的货箱吊到马车上，车夫们挥着鞭子，吆喝着让开道路，车轮碾过青石板路，留下两道深深的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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