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底的果敢，空气中弥漫着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息。缅北自卫军24万将士已按“海棠花开”预案进入战备位置，南线铁血师的侦察兵已摸到仰光港外围，北线苍狼师的彝族战士在密支那山区设好了伏击阵地，总参谋部的电报机24小时不停运转，接收着来自印缅各地的情报。此时的“开战”虽未按下启动键，但楚阳心里清楚，这场战役的胜利早已注定——它藏在经济大萧条给英国埋下的致命隐患里，藏在了自己十多年的所有隐秘布局。更藏在对“时机”二字的精准把控里。
总参谋部在战前最后一次军委会议上，提交了一份《英军战力评估报告》，楚平用红笔在报告标题旁写了四个字：“胜券在握”。这份报告里，清晰揭示了英军在经济大萧条冲击下的四大死穴，也是“海棠花开”能成功的核心原因。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像一场寒流，彻底冻僵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机器。英国本土1930年的失业率已突破22%，伦敦街头每天有上万人排队领取救济粮，政府被迫将军费削减35%——而这其中，首当其冲被砍掉的就是“海外殖民驻军”的预算。
装备断供与老化：仰光英军兵营的MG08重机枪，有三分之一因缺乏零件无法开火；105mm榴弹炮的炮弹储备仅够维持7天高强度作战，且有一半是1918年一战时期的库存，引信受潮严重，随时可能哑火；驻缅海军的3艘巡洋舰，“约克号”的锅炉已有半年没更换过耐火砖，最大航速从28节降至22节，“埃克塞特号”的副炮甚至无法转动，英国海军部以“经费不足”为由，拒绝批准维修申请。
士气崩塌与兵源枯竭：英军士兵的军饷从每月15英镑降至8英镑，且已拖欠三个月，印度籍士兵的伙食从“每日两餐米饭配肉”沦为“一餐杂粮粥”。统调局特工楚伟从仰光港印度水兵口中得知，不少士兵私下抱怨：“我们宁愿回印度种庄稼，也不愿在这里为伦敦的老爷们挨饿。”更致命的是，英国本土已无法向缅甸增派新兵，1930年英国陆军征兵人数暴跌50%，大量青年因“无力负担军装费用”拒绝入伍。
殖民统治的民心丧失：经济大萧条让英国对缅甸的“掠夺”变本加厉——大米收购价暴跌70%，英军却强行提高“粮食税”，缅甸农民被迫将全年收成的60%上交，不少人因饥饿逃亡。统调局在缅甸农村的民意调查显示，90%的民众“希望英军尽快离开”，这为缅北自卫军“争取民心、孤立英军”创造了绝佳条件。
“英国人的钱袋子空了，枪杆子就硬不起来；民心丢了，就成了孤家寡人。”楚阳在军委会议上敲着桌子说，“我们等的就是这个‘趁虚而入’的时机——当他们连自己的军队都养不起、连殖民地的民众都无法安抚时，这场仗，我们已经赢了一半。”
自1923年起，统调局就开始为“海棠花开”埋下“暗棋”，这些布局在战前已逐渐显现威力：
12名潜伏特工像钉子一样扎在英军要害部门——“白鸽”在仰光英军司令部当清洁工，摸清了每一间办公室的位置与军官作息；“海蛇”在仰光港当机械师，掌握了英军舰船的维修记录与出港规律；“山猫”在曼德勒英军兵营当厨师，偷听到了“英军防御重点在萨尔温江下游”的机密。战前，统调局已绘制出英军在缅12个据点的“兵力部署详图”，甚至标注出了每挺重机枪的位置。
缅北五支反抗武装经过半年发展，已从“40人小队”壮大为“千人武装”，且都配备了楚氏兵工厂生产的步枪与手榴弹。“孔雀队”控制了掸邦南部的交通要道，“猛虎队”在仰光周边埋设了数百枚简易地雷，“浪潮队”甚至策反了仰光监狱的10名印度狱警，约定“开战当天释放政治犯，扰乱英军后方”。
基于情报，总参谋部精准预判了英军的“防御预案”——英军会将主力部署在仰光、曼德勒，试图“固守核心城市，等待印度援军”。针对这一预判，“海棠花开”方案特意设计“南线快速破城、中线分割包围”，就是要在英军援军到来前，彻底切断其南北联系，让英军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就在“海棠花开”战前准备还没有推进时，楚阳的另一盘大棋也在美国悄然落子——趁经济大萧条的“低价窗口期”，收购美国退役军舰、招募欧美海军人才、买下造船企业，为缅北打造一支能抗衡英国驻印度海军的海上力量。这盘棋，早在1923年就已埋下伏笔。
1923年，楚阳刚与英国签订《腊戌协议》，就敏锐地意识到“没有海军，缅甸的制海权永远掌握在英国人手里”。他当即启动“海军种子计划”：每年从缅北自卫军选拔300名16-18岁的优秀青年，通过楚氏货栈的秘密渠道，送往美国海军学院、德国基尔海军学校学习，学费由楚氏家族“匿名捐赠”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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