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初,《西南抗日同盟公约》的最后一个签名墨迹刚凝,仰城军委会的无线电波已穿透云层,直抵南洋各埠。楚平踩着晨露匆匆上楼,文件夹在臂弯里微微晃动:“主任,南洋华侨访问团诸事就绪。团长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庚先生,团员囊括东南亚12国侨领、实业家与媒体代表,足足32人,明日便可从仰光登船,经海路转赴上海再往南京。”
楚阳指尖在名单上“陈庚”三字上稍作停留,窗外的木棉花正开得热烈。“陈先生在南洋侨界的声望无人能及,有他坐镇,这场谈判就有了七分底气。”他抬眼看向楚平,语气凝重,“你即刻以我的名义发报给陈先生,金陵为明线,主打公开合作;陕北为暗线,侧重根基铺设。明线谈援助落地与部队番号,暗线建联络支点,每一步都得如履薄冰,万不能出纰漏。”
1937年2月15日,沪宁线列车的软卧车厢内,暖气氤氲着淡淡的煤烟味,与红木家具的沉木香交织在一起。临窗的红木小几上,一张洒金宣纸铺展如新,正是楚阳亲笔手书的《会谈要点》,墨迹未干,还透着松烟墨特有的清冽香气。
陈嘉端坐于真皮座椅上,指尖反复摩挲着纸上“10万套轻武器、2000万大洋、彩云省保安军番号”这几行遒劲的字迹。他指腹的老茧是常年打理侨界产业磨出的痕迹,与粗糙的宣纸摩擦时,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是在反复掂量这每一个字背后的分量。窗外的江南已是早春,连片的田垄里,新绿的麦苗顶着残雪的余温,在微风中轻轻起伏,可车厢内的气氛却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身旁的胡愈之悄然起身,将厚重的丝绒窗帘往中间拢了拢,遮住窗外投来的探询目光,随即俯身,声音压得极低:“陈先生,政府缺枪少钱是真,可这番号一事,常凯申素来把控严格,彩云省保安军的底线怕早就被戴雨浓汇报给蒋座了,他怎会轻易松口给番号?”
陈嘉缓缓放下宣纸,指尖在几案上轻轻叩了叩,目光透过窗帘缝隙,落在远方隐约可见的城镇轮廓上。“楚阳主任的谋划,从不会无的放矢。”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自去年西安后,常凯申虽转向抗日,可‘安内’的心思没断。如今他既要防华北日军,又要盯桂系、粤系,腹背受敌时,最缺的就是实打实的军力与声望。我们用10万套武器、2000万大洋换一个番号,让保安军名正言顺上前线,这买卖,他不亏。”
他顿了顿,拿起茶杯抿了一口温热的碧螺春,继续道:“咱们很多华人在海外受够了过弱无法撑腰的苦,这支部队若没有正规番号,就算上了前线,也可能被当杂牌军弃用,援助的物资更可能被挪用。番号是身份,是底气,更是让将士们安心杀敌的保障,这一步,必须争。”
胡愈之闻言,眉头微微舒展,却仍有疑虑:“可常凯申向来多疑,给了番号,怕是会借机安插嫡系,插手部队指挥吧?”
“他会提,但我们有底线。”陈嘉放下茶杯,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番号要,战术自主权更要。日军步步紧逼,战场瞬息万变,若事事听中央调度,等指令到了前线,战机早没了。只要我们把‘抗日’的旗子举稳,他就算想拿捏,也得掂量掂量数千万侨胞的民心。”
3月16日午后,金陵下关车站的铜制穹顶在春日暖阳下泛着黄铜的光泽,车站广场上,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官员早已身着笔挺的中山装列队等候,胸前的青天白日徽章格外醒目。当访问团的黑色轿车组成的车队缓缓驶入总统府大门时,身着藏青中山装的陈布雷已快步迎了上来,他脸上带着程式化的笑容,眼底却藏着几分审慎,双手递上烫金名片:“陈嘉先生,常凯申已在小会客厅等候各位侨领,何总长也已在此相陪。”
总座府小会客厅内,空气中弥漫着檀香的气息,整套红木家具泛着温润的包浆,墙上悬挂的《孙先生》油画笔触厚重。常凯申身着笔挺的藏青色中山装,领口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端坐于主位的太师椅上,面色沉毅如石,眼神锐利得仿佛能穿透人心。
简单的寒暄过后,陈嘉并未过多迂回,径直从座椅上起身,微微欠身道:“常凯申,此次南洋华侨组团归国,一来是代表东南亚千万侨胞回‘家’看看,二是带来侨胞们的心意——我们拟订捐赠10万套轻武器、2000万大洋,全数用于支援国家抗战,分三批启运,绝不留分毫私用。”
话音落地的瞬间,常凯申端着青花瓷茶杯的手微微一顿,杯沿与茶托碰撞,发出清脆的“叮”声。他眼中飞快地闪过一丝讶异——虽早有耳闻南洋侨界富庶,却没想到对方一出手便是如此巨额的援助,这份分量,远超他的预期。但这份讶异仅仅持续了一瞬,便被惯常的沉稳取代,他缓缓放下茶杯,指尖在光滑的红木桌面上轻轻叩击,语气带着恰到好处的感激:“陈嘉先生与南洋侨胞的爱国热忱,凯申与全国军民感激不尽。侨胞们远在海外,仍心系祖国安危,这份情谊,足以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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