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初，《西南抗日同盟公约》的最后一个签名墨迹刚凝，仰城军委会的无线电波已穿透云层，直抵南洋各埠。楚平踩着晨露匆匆上楼，文件夹在臂弯里微微晃动：“主任，南洋华侨访问团诸事就绪。团长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庚先生，团员囊括东南亚12国侨领、实业家与媒体代表，足足32人，明日便可从仰光登船，经海路转赴上海再往南京。”
楚阳指尖在名单上“陈庚”三字上稍作停留，窗外的木棉花正开得热烈。“陈先生在南洋侨界的声望无人能及，有他坐镇，这场谈判就有了七分底气。”他抬眼看向楚平，语气凝重，“你即刻以我的名义发报给陈先生，金陵为明线，主打公开合作；陕北为暗线，侧重根基铺设。明线谈援助落地与部队番号，暗线建联络支点，每一步都得如履薄冰，万不能出纰漏。”
1937年2月15日，沪宁线列车的软卧车厢内，暖气氤氲着淡淡的煤烟味，与红木家具的沉木香交织在一起。临窗的红木小几上，一张洒金宣纸铺展如新，正是楚阳亲笔手书的《会谈要点》，墨迹未干，还透着松烟墨特有的清冽香气。
陈嘉端坐于真皮座椅上，指尖反复摩挲着纸上“10万套轻武器、2000万大洋、彩云省保安军番号”这几行遒劲的字迹。他指腹的老茧是常年打理侨界产业磨出的痕迹，与粗糙的宣纸摩擦时，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是在反复掂量这每一个字背后的分量。窗外的江南已是早春，连片的田垄里，新绿的麦苗顶着残雪的余温，在微风中轻轻起伏，可车厢内的气氛却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身旁的胡愈之悄然起身，将厚重的丝绒窗帘往中间拢了拢，遮住窗外投来的探询目光，随即俯身，声音压得极低：“陈先生，政府缺枪少钱是真，可这番号一事，常凯申素来把控严格，彩云省保安军的底线怕早就被戴雨浓汇报给蒋座了，他怎会轻易松口给番号？”
陈嘉缓缓放下宣纸，指尖在几案上轻轻叩了叩，目光透过窗帘缝隙，落在远方隐约可见的城镇轮廓上。“楚阳主任的谋划，从不会无的放矢。”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自去年西安后，常凯申虽转向抗日，可‘安内’的心思没断。如今他既要防华北日军，又要盯桂系、粤系，腹背受敌时，最缺的就是实打实的军力与声望。我们用10万套武器、2000万大洋换一个番号，让保安军名正言顺上前线，这买卖，他不亏。”
他顿了顿，拿起茶杯抿了一口温热的碧螺春，继续道：“咱们很多华人在海外受够了过弱无法撑腰的苦，这支部队若没有正规番号，就算上了前线，也可能被当杂牌军弃用，援助的物资更可能被挪用。番号是身份，是底气，更是让将士们安心杀敌的保障，这一步，必须争。”
胡愈之闻言，眉头微微舒展，却仍有疑虑：“可常凯申向来多疑，给了番号，怕是会借机安插嫡系，插手部队指挥吧？”
“他会提，但我们有底线。”陈嘉放下茶杯，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番号要，战术自主权更要。日军步步紧逼，战场瞬息万变，若事事听中央调度，等指令到了前线，战机早没了。只要我们把‘抗日’的旗子举稳，他就算想拿捏，也得掂量掂量数千万侨胞的民心。”
3月16日午后，金陵下关车站的铜制穹顶在春日暖阳下泛着黄铜的光泽，车站广场上，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官员早已身着笔挺的中山装列队等候，胸前的青天白日徽章格外醒目。当访问团的黑色轿车组成的车队缓缓驶入总统府大门时，身着藏青中山装的陈布雷已快步迎了上来，他脸上带着程式化的笑容，眼底却藏着几分审慎，双手递上烫金名片：“陈嘉先生，常凯申已在小会客厅等候各位侨领，何总长也已在此相陪。”
总座府小会客厅内，空气中弥漫着檀香的气息，整套红木家具泛着温润的包浆，墙上悬挂的《孙先生》油画笔触厚重。常凯申身着笔挺的藏青色中山装，领口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端坐于主位的太师椅上，面色沉毅如石，眼神锐利得仿佛能穿透人心。
简单的寒暄过后，陈嘉并未过多迂回，径直从座椅上起身，微微欠身道：“常凯申，此次南洋华侨组团归国，一来是代表东南亚千万侨胞回‘家’看看，二是带来侨胞们的心意——我们拟订捐赠10万套轻武器、2000万大洋，全数用于支援国家抗战，分三批启运，绝不留分毫私用。”
话音落地的瞬间，常凯申端着青花瓷茶杯的手微微一顿，杯沿与茶托碰撞，发出清脆的“叮”声。他眼中飞快地闪过一丝讶异——虽早有耳闻南洋侨界富庶，却没想到对方一出手便是如此巨额的援助，这份分量，远超他的预期。但这份讶异仅仅持续了一瞬，便被惯常的沉稳取代，他缓缓放下茶杯，指尖在光滑的红木桌面上轻轻叩击，语气带着恰到好处的感激：“陈嘉先生与南洋侨胞的爱国热忱，凯申与全国军民感激不尽。侨胞们远在海外，仍心系祖国安危，这份情谊，足以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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