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东北，残雪在向阳的坡地上消融，露出黑油油的土地，冻土下的草芽正憋着劲儿往上钻。
沈阳城外的训练场上，新一军的士兵们穿着春装，正在进行刺杀训练，木枪相撞发出“砰砰”的脆响，喊杀声震得远处的柳树枝条轻轻摇晃。
吴邪站在检阅台上，手里捏着一份厚厚的名册，上面记录着全军将士的家庭信息。
名册的边角已经被翻得起了毛，不少地方用红笔标注着“阵亡” “家属在日占区” “失联”等字样，像一根根细针，扎得他心口发紧。
“军长，都统计完了。”参谋官递上一份汇总表，“全军在关内还活着的现有军属三万七千余人，其中两万一千人在日占区，分布在北平、天津、济南、南京等地；牺牲将士的家属有八千多人，大多在敌后根据地或沦陷区边缘。”
吴邪的手指划过“日占区”三个字，指腹的薄茧蹭过纸面，发出细微的声响。
这些军属，有的是战士的父母妻儿，有的是牺牲烈士的遗孤，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苟活，日夜盼着亲人归来，却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丈夫，早已成了东北光复的功臣，甚至长眠在了这片黑土地上。
“不能让他们再等了。”吴邪合上名册，声音沉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传我命令，启动‘归雁计划’——接所有军属来东北，活着的战士家人要接，牺牲的烈士家人，更要接！”
命令一下，整个东北军区都动了起来。
参谋部连夜制定路线图，在日占区的城镇乡村标上密密麻麻的红点——那是军属的住址。
每个红点旁都标注着风险等级：“高”代表处于日军宪兵队严密控制区，“中”是伪军盘踞地，“低”则靠近敌后根据地。
“北平、天津、南京这几个地方风险最高，”赵龙指着地图上的红色密集区，日军在城里设了岗楼，盘查得紧，咱们的人进去容易，带着老弱妇孺出来难。
“那就让空军配合。”吴邪指向航空大队的方向，“沈玉薇的ME-262每天去日军驻地‘串门’，炸弹不用多扔，关键是搅得他们不得安宁，最好让城里的日军宪兵队整天缩在炮楼里，不敢出来巡逻。”
沈玉薇接到命令时，正在给新组建的第二航空大队上课。
听到要掩护接军属的行动，她当即拍板：“没问题！每天分三批出动，第一批炸宪兵队的岗楼，第二批袭扰日军机场，第三批在城市上空盘旋，让小鬼子的战机连起飞的胆子都没有！”
选拔护送人员的标准更是严苛，从全军挑选出五万精锐，要求不仅枪法准、身手好，还要识文断字，能看懂地图，会说几句当地话。
特种大队的两千人作为尖刀，负责潜入日占区核心地带；女子亲卫团的两百人则专门负责照顾军属中的妇女儿童，她们细心，又不容易引起日军怀疑。
出发前，吴邪亲自给队员们训话。操场上，五万将士列成整齐的方阵，钢枪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你们这次的任务，不是打仗，是接人。”吴邪的目光扫过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接的是咱们弟兄的爹娘、妻儿，是牺牲战友的骨肉亲人。
他们在关内受够了苦，受够了小鬼子的气，你们要把他们平平安安接到东北，让他们有饭吃、有房住，让他们知道，咱们新一军的人，绝不是白眼狼！
“保证完成任务！”五万声呐喊震得天空都仿佛抖了抖，惊飞了树梢上的麻雀。
队员们换上了便装，有的扮成货郎，挑着担子；有的装作逃难的农民，推着独轮车；特种大队的队员则剃了光头，混在伪军队伍里——那是雷霆小队从俘虏的伪军里“借”来的制服，连番号都做得一模一样。
出发那天，东北的江面上刚开化，冰层碎裂的声音像在为他们送行。
五万多人分成上千个小队，悄无声息地越过山海关，像毛细血管里的血液，渗透进关内的每一个角落。
北平城的胡同里，一个扮成磨刀匠的队员正在巷口转悠，手里的磨刀石“沙沙”作响，眼睛却在观察着日军岗楼的换岗规律。
他要接的是三营牺牲班长王铁柱的母亲，老太太住在胡同深处，去年儿子牺牲的消息传来，哭瞎了一只眼。
“磨刀的，过来。”一个戴着毡帽的老头走出来，手里拿着把锈菜刀。
这是事先约定的接头人，在北平做了三十年拉车夫，对城里的胡同比自家院子还熟。
“大爷，刀锈得厉害，得好好磨。”队员压低声音，“王大娘在家吗？”
“在，就是不敢出门。”老头叹了口气，“前两天宪兵队刚抓了几个给八路送情报的，现在查得紧，连买菜都要搜身。”
队员摸出怀里的药膏：“这是治眼的，您先给大娘用上。今晚三更，我来接人，从后墙走，您把梯子备好。”
与此同时，南京城的秦淮河畔，女子亲卫团的队员周玲正扮成洗衣妇，在河边捶打着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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