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那张烧焦的残页，风从井口灌上来，吹得纸角轻轻颤动。
那行字还在，墨迹边缘像是被火燎过，卷曲发黑，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
“你准备让谁替你死？”
我笑了。笑得喉咙发紧，胸口发麻。
原来它根本不在乎我选谁去死。
它要的是我开口——只要我说出一个名字，哪怕只是犹豫、权衡，就等于承认了我在岗。
等于承认，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位置，这身白袍，这条命，早就不归我自己管了。
可我还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的名字刚被记下，还没“热乎”。
黄师傅的《破录诀》里写过一句：“名未热则录不固，七日内可悬。”意思是，新录之人若能让名字处于“未落地”状态，体系便会判定此名无效，自动剔除，转而寻找下一个接任者。
不是逃，是让系统自己放弃我。
“凡子。”我转头看他，声音压得很低，“我们不塞假名字，我们让真名字……变空。”
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瞳孔猛地一缩。
“你是说——你根本就没完成‘归编’？”
我摇头。
“打卡的是替身，影踪是它，但脚印……我没踩过井边的土。”
他反应极快，立刻调出过去七天的红外巡夜记录。
屏幕一帧帧闪回，我的身影在走廊、锅炉房、井口来回走动，脚底温度始终高于地面。
而所有正式归岗者的影像里，脚印落处都会留下低温凹陷——那是“岗印”，是身体与岗位规则咬合的痕迹。
“你没落地。”凡子喃喃道，“系统还在等你‘踩下去’。”
也就是说，我还站在边界上。半只脚悬着，不算进来，也不算出去。
只要七日内我不让脚印沾上井口的泥土，我的名字就始终处于“待确认”状态。
而一旦超时未确认，系统会自动判定“此人无效”，继而启动替补流程。
王德海就是替补。
但他不会真死。因为真正的“替死者”，不是人，是名字的载体。
当晚，他拎着个油纸包来找我，递过来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袍。
袍子很旧，领口磨损，袖口泛黄，袍角绣着一圈细密的符线，颜色褪得几乎看不清，仔细瞧，那线像是用极细的黑色毛发织成的。
“我爷爷那辈的事。”他低声道，左耳对着墙，像是怕声音被什么听见，“有个守夜人不想干了，就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白袍里，贴身藏着。他自己睡柴房，三天没进值班室。结果第四天早上，袍子突然冒烟，烧了个干净。人没事，名字也没被记进簿子。”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白袍能承名，也能替死——只要你别穿它，也别脱它。”
我懂了。
穿，是接受；脱，是抛弃。唯有“挂着”，才是悬置。
我把白袍带回值班室，挂在门后正对监控的位置。
又在门口地面撒了一层厚厚的糯米粉——阴物不敢踏，活人走过必留痕。
只要有人想夜里偷换袍子，粉上就会有脚印。
这袍子现在就是我的“替名符”。
我的名字不在簿上，也不在我身上，而在这件挂着的白袍里。
系统以为我已经“归编”，其实我只是在拖延确认的最后一刻。
时间成了唯一的武器。
我必须撑过七天。
第三天夜里，井口传来异响。
六双童鞋浮在水面，整齐地转了个方向，鞋尖朝我。
我没靠近，只站在十步外，对着井口说：“还没到时辰。”
话音落，水面起了一圈涟漪，像有人在下面轻轻点头。
第五天，档案室的打印机半夜自动启动，吐出半张纸，上面只有一个名字：“林小舟”。
我没去取，凡子用夹子把纸挑出来烧了。
灰烬撒进井里，鞋没动。
第六天傍晚，周哑婆来了。
她不会说话，站在桥头，手里攥着一串骨铃。
铃没响，但她突然抬起手，五指张开，又猛地收拢，做了个“闭嘴”的手势。
我问她：“口将开？”
她点头，眼神极亮，像看见了什么我看不到的东西。
第七天清晨，我站在锅炉房外，看着王德海捧着另一件白袍走出来。
我们没说话，只是隔着几步远，彼此对视了一眼。
然后我把门后那件祖传的袍子取下，递给他。
他接过，转身走进锅炉房，门关上。
一切如常。
但我知道，有人在看着。
我回头望向档案室的方向，心里默念：
来吧。
看看这空荡荡的名字，到底该记给谁。
我还没死，别急着记名。
陈国富是半夜闯进来的，眼睛红得像烧着的炭。
他手里攥着相机，镜头盖都没来得及拧上，一路跌撞冲向档案室。
我知道他会来——打印机一响，他就跟疯了似的。
这人早被自己的“记录使命”啃空了神智，以为只要拍下、写下，就能证明自己还活着，还能掌控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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