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会试放榜仅仅两日后，正如往届那样，一场风波如期而至。
每届科考，总有落榜者或对名次不满者心怀怨怼，聚众闹事，质疑考官公允，几乎成了保留节目。
而这一次，焦点之一毫无疑问地集中在了王至诚身上。
首先发难的是几个自视甚高却名落孙山的年轻举子，他们聚集在贡院门外，大声疾呼“科场不公”、“有黑幕”。
很快，更多的失意者被煽动起来，其中不乏一些对自己排名不满之人。
他们的质疑迅速指向了最耀眼的靶子——王至诚。
文会试前五中，就王至诚在士林中的名气、背景最弱。
其他人无不是在士林中早已成名之辈。
而且武探花、文第五，实在是太打眼，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他们相信这个世上有天才，但能走到会试这一步的，谁又不是自己家乡的天才？
他们也相信这个世上有绝世天才，比如今科文试会元、山河省才子柳随风，比如今科文试第二、中原大儒弟子周子墨，又比如今科文试第三、和王至诚一样来自江海省的沈文渊……
但哪怕是他们也做不到如王至诚这般文武全才，而且他们都是有师承的，在士林早有名声。
在有心人的打听和宣传下，王至诚的出身、经历早就被今科文生们所知晓！
出身普通，就算是其靠山、大伯王光录也不过是一商贾之辈！
师承？
更是几乎没有！
一个老秀才算什么师承？
至于请教崔相？
据说其为人心高气傲，且对兼挑两房之事心有芥蒂，自崔相返乡后，从未上门拜访过崔相。
“那王至诚，年方二十一，习武之人，据说在江海省文乡试中也不过中举，名次并不靠前（不是前三）！如何能在这天下英才云集的会试中一举夺得第五？”
“定然有弊！莫非是倚仗其与崔老相爷的关系，走了门路？”
“兼挑两房，本就于礼不合，如此之人，品性能好到哪里去？文章又能高明到哪里去？”
“说不定是请了枪手！或者提前知道了考题！”
流言蜚语，愈演愈烈。
在一些有心人的刻意引导下，王至诚“兼挑两房”的旧事被反复提及，并将其与已致仕的崔琰紧密捆绑，暗示他的成绩是靠崔琰余荫舞弊得来。
哪怕很多人以他们的消息来源，明知道王至诚和崔琰的关系并不亲密，但这个时候也选择了随波逐流，一同质疑。
因为这对他们有利！
这种说法极具煽动性，迎合了许多落榜生需要寻找发泄口的心理，也满足了部分人对天才的嫉妒和质疑。
很快，贡院外的抗议演变成了小规模的骚乱，要求彻查王至诚等考生成绩、甚至重考的声音不绝于耳。
面对这股风潮，礼部按照惯例，先是出面安抚，申明科场纪律严明，绝无舞弊。
但质疑之声并未平息。
于是，在骚乱发生的第三天，京兆尹衙门出动差役，以“聚众闹事、诋毁朝廷抡才大典”为由，拘捕了几个闹得最凶、言辞最激烈的领头者，迅速平息了街面的混乱。
然而，抓人只能治标，无法平息天下士子心中的疑虑。
为了彻底堵住悠悠众口，彰显科场公正，礼部在请示皇帝后，宣布了一项决定：公开部分得中考生的考卷，供士子们阅览评议！
这一决定再次引起轰动。
公开考卷，在大楚科考史上并非首次，但每次都是应对重大质疑时的非常手段。
这既是对考官评判的自信，也是对考生实力的终极考验——文章好坏，白纸黑字，天下人自有公论。
毫无疑问，王至诚那篇引起阅卷官内部争论的考卷，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第一焦点。
贡院旁特意开辟出的阅览室内，人头攒动。
无数士子，无论是中榜的还是落榜的，都挤在这里，想要一睹王至诚这位“争议天才”的真才实学。
当王至诚的考卷被悬挂展示出来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手令人赏心悦目的好字！
结构严谨，骨力遒劲，却又带着一股洒脱飘逸之气，绝非寻常文生所能企及。
光是这一手字，就让不少心存轻视的文生们收起了几分小觑之心。
紧接着，人们开始阅读文章内容。
然后，他们就发现了…
这篇文章，破题犀利，直指“国库丰盈下的聚敛之术”、“边患暂靖下的武备隐患”、“民力疲敝根源的吏治腐败”…
观点之大胆，分析之深刻，让许多自诩饱读诗书、关心时政的士子都感到心惊肉跳！
然而，更令人折服的是文章接下来的论述。
这篇文章，并非一味的批判，而是层层递进，逻辑严密地提出了“藏富于民”、“整顿吏治”、“修明武备”等一系列切中时弊、具有极强操作性的策略。
这篇文章，气势磅礴，引经据典却又言之有物，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浩然正气和深刻洞察力，绝非靠抄袭或舞弊所能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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