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的冬夜，风像淬了冰的刀子，一下下刮在窗玻璃上。我裹紧了毛毯，缩在书桌前，笔记本电脑屏幕的光是这间狭小老旧的公寓里唯一的光源。论文才写了两行，隔壁的争吵声又准时响了起来。
这几乎成了每晚的固定节目。男人的怒吼沉闷如雷，女人的尖利哭叫像玻璃碎片，刮擦着人的神经。墙壁太薄了，薄得能听清每一个恶毒的词汇，每一声肉体撞上家具的闷响。我捂住耳朵，试图将注意力拉回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但那些斯拉夫语的诅咒和呜咽无孔不入。
我来这所大学交换三个月，图便宜租下了这栋离校区不远的老公寓。搬进来那天，房东，一个瘦高、脸色蜡白得像浸过牛奶的男人，用那双几乎看不到睫毛的灰眼睛盯了我很久，才慢吞吐出一串钥匙。“晚上尽量别出门，”他递过合同，手指冰凉得不像活人，“特别是地下室。”
当时我只当是古怪的异国提醒。
可接连几周的深夜噪音，让我的神经绷到了极限。黑眼圈顽固地盘踞眼下，白天听课精神恍惚。同班的俄罗斯同学谢尔盖有一次忍不住问我是不是病了，我支吾着说隔壁太吵。他皱起眉：“你住哪栋楼？”我报了地址。他脸色微微一变，很快掩饰过去，只含糊地说：“那楼……很老了吧。听说隔音不好。”
又一个凌晨，争吵声陡然升级。男人咆哮着什么，接着是重物狠狠砸在共用的墙壁上，震得我书架上的笔筒一跳。女人的尖叫拔高，变成一种非人的、撕心裂肺的哀嚎，持续了足足几分钟，又猛地戛然而止。
死寂。
比噪音更可怕的血浆一样的死寂，瞬间淹没了所有空间。
我的心跳在耳膜里咚咚狂跳。不对劲。这种静，裹挟着浓稠的不祥。我屏住呼吸，赤脚踩在地板上，冰凉的触感从脚底窜上脊背。鬼使神差地，我凑近了房门上的猫眼。
走廊昏暗，只有尽头那盏瓦数极低的壁灯投下昏黄的光晕。
隔壁的门开了。
那个女人侧对着我，拖着一个巨大的、深色的硬壳行李箱。轮子碾过老旧的地板，发出咕噜咕噜的干涩噪音。她穿着一条沾满深色污渍的睡裙，头发凌乱，脸上、手臂上都是喷溅状的暗红斑点。她喘着气，很吃力的样子。
然后，她停了一下，似乎调整了一下握行李箱把手的位置。
借着那昏光，我看清了。那暗红色的斑点，是血。行李箱的缝隙里，夹着一小块破碎的、同样染血的布料——像是男人睡衣的袖子。甚至……我死死捂住嘴，压下喉咙口的酸涩——我好像看见几根粗短的、戴着婚戒的手指，从没关严的箱盖缝隙里软软地耷拉了出来。
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我的心脏。
她拖动行李箱，走向走廊另一端的楼梯口，身影消失在黑暗里。
我连滚爬回房间，反锁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浑身抖得无法控制。分尸。抛尸。这两个词在我脑子里疯狂撞击。冰冷的汗水浸透了我的睡衣。
不知过了多久，天蒙蒙亮，我才像被烫到一样跳起来，扑到床头抓手机。报警。手指哆嗦得几乎握不住电话，语无伦次地用蹩脚的俄语对接线员重复：“杀人了……我邻居……行李箱……尸体……”
警方来得比我想象的快。沉重的敲门声响起时，我几乎是扑过去开的门。
门外是两名穿着制片的警察，一老一少，脸色是公事公办的严肃。身后，站着我的房东。他依旧那副蜡白的表情，灰眼睛扫过我，没有任何波澜。
“是你报的警？”年长的警察问，他有着一双极度疲惫的蓝眼睛。
我急促地点头，声音发颤：“对，我隔壁，那个女人，她杀了她丈夫，把、把尸体装进行李箱拖走了！就在凌晨的时候！”
警察对视了一眼。年轻的那个拿出记录本。
“你确定你看到了？”年长的警察问，语气里有一种奇怪的平淡。
“我透过猫眼看到的！绝对没错！很多血！行李箱里绝对有东西！”我激动地比划着。
警察点点头，没再多问，转身去敲隔壁的门。房东摸出另一串钥匙，慢条斯理地找出其中一把，递了过去。
门开了。
一股陈旧的灰尘气味扑面而来，混合着淡淡的霉味。
我挤到门前，迫不及待地想指向罪证——
然后，我僵住了。
房间里空荡荡。家具蒙着白布，地上积着厚厚一层灰。没有任何有人居住的痕迹，更没有一丝一毫的血迹或搏斗迹象。客厅中央，白布下盖着的似乎是茶几和沙发的轮廓，平静得可怕。
“这……这不可能！”我失声叫道，冲进房间，难以置信地四处张望，“昨晚！就在昨晚他们还吵得惊天动地！我亲眼看见她拖着箱子出来！”
年长的警察走到客厅中央，弯腰，用手指抹了一下蒙尘的桌面，举起来给我看。指尖全是灰。“小姐，”他疲惫的蓝眼睛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或者说，厌烦，“这间公寓至少空置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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