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值房内，时间失去了意义，唯有窗外光影的移动与案头不断增厚的素笺，记录着张子麟与这数字迷宫的无声搏斗。最初的茫然与试探已被一种近乎本能的专注取代。他像一头经验丰富的猎犬，不再漫无目的地四处嗅探，而是死死咬住了那几家常与“异常折耗”及“补偿交易”相伴的商号线索。
他将所有涉及“丰隆号”、“泰昌记”、“永通栈”等六七家商号的盐引记录，不论年份，全部单独摘录出来，重新整理。这一次，他不再满足于观察折耗率的起伏，而是开始构建一个更为精细的模型。
他取来一张极大的宣纸，以时间为横轴，以折耗率为纵轴，将这几家商号数年来的折耗数据逐一标注其上。同时，他用不同颜色的朱砂笔，在旁边简要标注下当时的气候概要（依据漕运日志中的零星记载，如“风雨阻滞”、“河道浅淤”、“天晴水顺”等），以及是否有后续的“补偿”，或“兑换”记录。
当所有的数据点被连接起来，一幅奇异的图景渐渐浮现。绝大多数时候，这几家商号的折耗曲线与其他商号一样，随着季节、漕况正常波动。但在某些特定的时间节点，总会突兀地出现一个尖锐的“波峰”。这些波峰出现得毫无征兆，有时在风平浪静的初夏，有时在秋高气爽的九月。更令人费解的是，紧随这些异常波峰之后，十有八九都会伴随着一笔，或多笔“合情合理”的补偿性盐引划拨。
张子麟的指尖停留在一个，尤为刺眼的波峰上。那是成化十七年五月，“丰隆号”名下的一批淮盐，自扬州运往庐州府。账载折耗竟高达百分之七，远超寻常百分之二三的水平。而漕运日志上分明写着：“是月，淮扬水稳，漕艘畅行无阻。”
风平浪静，折耗反而奇高？
他眉头紧锁，又翻到同年八月，“泰昌记”的一批盐引，目的地是更为偏远的徽州府，路径多山，水情复杂。当月日志记载：“秋雨连绵，河道涨泛，数艘漕船倾覆，损盐若干。” 然而，“泰昌记”这批盐的折耗记录，却仅有百分之二点五，低得异乎寻常。
风雨交加，险情频发，折耗反而极低？
这完全违背了常识！张子麟的心脏猛地一跳，一股混杂着兴奋与冰冷的战栗感窜过脊背。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触碰到了这铁账堡垒的第一条裂缝。
这反常的“折耗倒挂”现象，绝非偶然！它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信号，或者说，一个只有内部人，才能看懂的标记。在无需高折耗的时期，人为制造高损耗；在理应高损耗的时期，却又将账做平。其目的，或许就是为了配合，后续的“补偿”操作——只有在“损失”惨重的前提下，申请额外的盐引补偿，才显得顺理成章。
那么，这些被“补偿”出去的盐引，最终流向了何处？是否真的用于弥补所谓的“损耗”？还是说，这些凭空多出来的盐引，本身就是利益输送的载体，通过这种方式，将国有的盐利，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那几家特定商号的手中？
思路至此，豁然开朗。但这仍是一个基于逻辑推演的猜想。他需要更多的证据，需要找到这些异常记录背后，那个统一的、可以被证伪的规律。
他重新埋首，将标注出的所有异常波峰，按其发生的时间、涉及的盐场、运输路线、乃至经手书吏，进行交叉分类比对。他要找到这些“巧合”之下的必然联系。
值房外，传来三更的梆子声，悠长而空寂。
张子麟浑然未觉，他的整个世界，只剩下眼前这张写满数字与符号的宣纸，以及那在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的、隐藏在合法外衣下的非法勾当的轮廓。
连续数日不眠不休的推演，张子麟的眼窝深陷，布满了血丝，但那双眸子却亮得惊人，如同在灰烬中复燃的星火。过度的心力消耗，让他清俊的面庞，显得有些苍白，握笔的指节，也因为长时间用力而微微泛白。二叔张福送来的饭菜，常常是热了又凉，凉了又热，最终也只是象征性地动上几筷。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了那几张越铺越大的宣纸，以及上面那些常人看来，如同天书般的符号与连线之上。
通过对数十个异常“波峰”的反复比对，一个更加清晰、也更为惊人的模式，逐渐被他剥离出来。
这些异常的、违背天时水情的“高折耗”记录，并非完全随机分布。它们高度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是每年春夏之交，漕运最为顺畅的四至六月；二是秋粮征收完毕，漕船压力相对减轻的九至十月。而涉及的盐场，则主要集中在两淮地区产量最大、质量最优的扬州地区、淮安两大盐场。运输路线，也多是通往江南富庶州府，如苏、松、常、杭等地的“黄金水道”。
这些路线，通常管理严格，漕运条件最好，按理说折耗应是最低的。
“择肥而噬……”
张子麟脑海中闪过这四个字。这帮蠹虫，极其狡猾，他们并非在所有盐引上都做手脚，而是精准地选择那些价值最高、运输风险最低的“肥肉”下手。
因为只有这些优质盐引产生的“虚报损耗”，才能通过后续的“补偿”机制，转化出最大化的非法利润！另一个关键发现是，所有这些异常记录，在户部内部流转的流程，几乎一模一样：首先由一名叫钱贵的老书吏做初步登记核算，然后经一名叫孙铭的主事复核，最后必定由曹焕之本人，或他的心腹副手、员外郎吴志远签批。
整个流程，环环相扣，所有关键节点，都被他们的人牢牢把控。
至此，一条隐藏在合法流程下的灰色链条，已初现端倪：选择优质盐引（扬州、淮安盐场，富庶引岸）-＞于运输佳期人为制造高折耗记录（由钱贵、孙铭操作）-＞由曹焕之，或吴志远批准-＞以此为由，启动补偿，或兑换程序 -＞将额外盐引输送给关联商号（丰隆号、泰昌记等）-＞关联商号销售获利，利益分成。
这个模型逻辑清晰，能够完美解释为何会出现“折耗倒挂”的怪象。人为做高损耗，是为了后续套取补偿；选择最佳时机和最优资源下手，是为了利益最大化。
然而，这依然是模型，是推理。在司法层面上，它仍然缺乏一锤定音的铁证。曹焕之完全可以辩解，这只是不同商号运营能力的差异而已，或是基层书吏记录失误，甚至反咬一口，指责张子麟牵强附会，罗织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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