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刑侦支队会议室，烟雾缭绕，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白板上贴满了现场照片——下水道井口、黑色的塑料袋、那些触目惊心的残肢，以及那张面部损毁、无法辨认的头颅特写。每一张照片都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每位参会民警的心头。
林涛站在白板前，眼神扫过底下熬夜奋战、眼带血丝的队员们。
“基本情况大家都清楚了。”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依旧沉稳，‘无名女尸，高度腐败，死后分尸，手法专业，抛尸地点位于幸福家园小区3号楼下水道。死亡时间预计在7到10天前。目前，确定死者身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也是破案的关键！’
他敲了敲白板上死者头颅的照片：“凶手故意毁去她的面容，就是不想让我们知道她是谁。那我们偏要把他揪出来！下面，分配任务！”
“技术队，” 他看向一侧，“两条腿走路。一，全力进行DNA检验，与数据库进行比对。二，对包裹尸块的黑色塑料袋、上面的黏着物进行最精细的化验，任何微小的纤维、毛发、指纹，都不能放过！”
“是，林队！”
“走访组，” 林涛目光转向另一组人，“以幸福家园3号楼为中心，辐射整个小区，乃至周边商铺、街道。给我挨家挨户地问！近半个月内，有没有人失踪？有没有听到异常响动？看到可疑人员或车辆？特别是那些租房户，一个都不能漏！”
“明白！”
“信息组，排查近半个月内，全市所有关于25至35岁、身高1米65到1米75之间女性的失踪报案。进行初步筛选，符合条件的，立刻安排家属进行DNA比对！”
“是！”
命令一道道下达，庞大的刑侦机器开始高速运转。
然而，反馈回来的信息，却如同投入深海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微乎其微。
走访组的民警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老旧的“幸福家园”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充满了某种现实的讽刺。这里租住人员复杂，多是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底层劳动者，流动性极大。人与人之间关系淡漠，警惕性却很高。
“警察同志，我们这栋楼人来人往的，谁记得清啊？” 一个趿拉着拖鞋的中年男人不耐烦地摆摆手。
“没看见，没听见，我一天到晚跑车，累得要死，回家倒头就睡。”
“吵架？哪天不吵架？楼上那对，三天两头打孩子，哭得嗷嗷的，算不算异常？”
监控探头更是少得可怜。仅有的几个不是坏了就是角度不对，覆盖范围极其有限。调取小区大门口及周边路口的监控，面对海量的视频数据，排查工作如同大海捞针，进展缓慢。
信息组同样焦头烂额。
近半个月的失踪人口报案倒是不少，但符合年龄、身高条件的女性，要么已经找到，要么经过初步沟通和排查就被迅速排除。DNA比对更需要时间，而且前提是数据库里有存档。
认尸通告通过电视、报纸和新媒体发布后，指挥部的电话几乎被打爆。有焦急寻找女儿的父母，有担心妻子的丈夫，有牵挂姐妹的兄弟……希望一次次被燃起，又在细致的核实与DNA比对中一次次无情地熄灭。
“林队，又一个对不上的。” 年轻民警小马放下电话，揉了揉通红的眼睛，声音里带着沮丧，“这已经是今天第十七个了。”
林涛站在窗前，看着窗外城市的夜景，霓虹闪烁，车水马龙。而他们，却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寻找着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冤魂。他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仿佛被困在了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
“耐心点。” 他没有回头，声音低沉，“她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带她回家，告诉我们真相。”
第三天下午，就在排查工作陷入僵局，气氛越来越压抑的时候，接待室传来消息——有一对老夫妇前来认尸，情绪非常激动。
林涛精神一振，立刻赶了过去。
接待室里，一对衣着朴素、满面风霜的老人相互搀扶着，老妇人已经哭得几乎晕厥，老大爷也是眼眶通红，嘴唇不住地颤抖。
“警察同志，是……是我闺女，肯定是我闺女……” 老大爷看到林涛，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她叫刘芳，在城里打工，快半个月没往家里打电话了，怎么也联系不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通告，那衣服……那衣服碎片……”
法医提取了两位老人的DNA样本，进行紧急比对。
等待结果的几个小时，无比漫长。
然而，结果出来时，却让所有人心头一凉——不匹配。死者不是刘芳。
看着老夫妇从满怀希望到彻底崩溃、相互搀扶着蹒跚离去的背影，林涛用力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希望落空的滋味，比持续的绝望更让人难受。
就在这天晚上，华灯初上，一个男人的到来，打破了僵局。
值班民警将这个男人带到了林涛的办公室。他看起来三十多岁，身形瘦高，但有些佝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头发油腻，眼神飘忽不定，脸色是一种不健康的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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