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迅速记录:“所以结扎的可能性很大。”
“但不止。”吴启明接话,他四十多岁,穿着白大褂,说话带着学术腔,“从医学角度,无精子症分为梗阻性和非梗阻性。结扎属于人为梗阻。先天性输精管缺如、附睾发育不全等也属于梗阻性。而非梗阻性包括染色体异常、下丘脑垂体疾病、睾丸生精功能障碍等等。”
他调出一张复杂的医学图表:“简单说,如果一个男性精液中没有精子,他可能是:一,14岁以下,睾丸未发育;二,60岁以上,生精功能衰竭;三,做过结扎或相关手术;四,患有各种先天或后天的无精症。”
“年龄跨度这么大,”赵建国皱眉,“我们怎么排查?”
“先从最容易的入手。”周浩在白板上写下关键词,“结扎手术有医疗记录。14岁以下男孩——这个年龄段的性犯罪者相对少见,但不排除可能。60岁以上男性,体力和作案能力要评估。先天性疾病...这个最难查。”
老秦补充:“现场痕迹看,凶手有一定体力。死者体重55公斤,要制服她并实施勒颈,需要一定力量。14岁男孩或60岁以上老人,可能性相对较低。”
“但不排除。”吴启明说,“青少年在性冲动下可能爆发出惊人力量。老年人如果有长期体力劳动基础,也可能具备作案能力。”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陈永年和赵建国都在抽烟。周浩平时不抽,但今天也点了一支。
“技术层面呢?”他问李曼,“除了Y-STR,还有什么能做?”
“我们还在尝试从细胞碎片中提取线粒体DNA。线粒体DNA是母系遗传,但所有细胞都有,包括精液中的其他细胞。如果运气好,可能能从精液中的上皮细胞或白细胞里提取到。”李曼顿了顿,“但量太少了,成功率不超过30%。”
陈永年敲了敲桌子:“我建议走老路。既然高科技暂时受阻,就回到最基本的刑侦手段:动机、时机、手段。什么人会想杀孙秀芳?仇杀?情杀?财杀?或者随机作案?”
周浩调出现场物品清单:“贵重物品只丢失了一个玉镯,抽屉里的现金和金项链都没动。仇杀...目前没发现明显仇人。情杀...丈夫长期在外,但感情似乎稳定。邻居反映最近有个保安过分热情,但我们已经问询过。”
“保安怎么说?”
“他说昨晚在家睡觉,无人证明。手上有抓痕,说是猫抓的。”周浩调出陈建国的询问录像,“你们看他的微表情。”
画面中,当问到“昨晚8点到10点在哪里”时,陈建国的眼球向右上方转动——心理学上,这通常表示在构造画面,而非回忆真实场景。
“他在撒谎。”陈永年一眼看出。
“但证据呢?”周浩反问,“没有DNA匹配,没有目击证人,只有模糊的监控画面。我们最多扣留他24小时。”
会议室再次沉默。
这时,周浩的手机震动。是派去孙秀芳老同事那里的侦查员发来的消息:
“周队,问到一个关键信息:孙秀芳年轻时有个追求者,叫陈志远,当年在纺织厂当电工。据说追求得很疯狂,孙秀芳结婚后还纠缠过一段时间。这人现在住城东,61岁,独居。”
61岁。
周浩把手机推到桌子中央:“61岁,符合‘高龄男性,生精功能可能衰退’的条件。而且住在城东老工业区——李曼,那个Y-STR的相似案例就在城东吧?”
李曼点头:“是的。”
“查这个陈志远。”周浩站起身,“赵队,你带人去。重点查他有没有做过结扎手术,或者有无相关疾病。还有,昨晚的不在场证明。”
“明白。”
“老秦,你重新检查尸体,看有没有我们遗漏的细节。尤其是那些微小的抵抗伤——如果凶手是老人或少年,死者可能反抗更激烈,或者更轻微。”
“好。”
“李曼,继续攻技术难关。Y-STR要完善,线粒体DNA要争取。另外...”周浩顿了顿,“查一下本市做过结扎手术的男性数据库,和警方的有前科人员比对。虽然范围大,但总比没有方向好。”
“数据库可能不完整,很多小诊所的手术记录不全。”
“能查多少查多少。”
会议结束前,吴启明突然说:“周队长,还有一种可能性,虽然很小。”
“您说。”
“样本污染。”吴启明认真地说,“如果现场有其他物质混入,或者保存容器有问题,可能导致精子破裂溶解。我建议你们复查整个证据链,从提取到送检的每一个环节。”
周浩记下了。但他心里清楚,李曼做事极其严谨,污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更可能的是,他们真的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凶手——一个能留下精液却留不下DNA的人。
下午一点,排查组会议室的白板上已经写满了数字。
“以案发地为中心,半径三公里内,常住男性人口约4.2万人。”统计员小张汇报,“如果按专家给出的四种条件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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