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迅速记录：“所以结扎的可能性很大。”
“但不止。”吴启明接话，他四十多岁，穿着白大褂，说话带着学术腔，“从医学角度，无精子症分为梗阻性和非梗阻性。结扎属于人为梗阻。先天性输精管缺如、附睾发育不全等也属于梗阻性。而非梗阻性包括染色体异常、下丘脑垂体疾病、睾丸生精功能障碍等等。”
他调出一张复杂的医学图表：“简单说，如果一个男性精液中没有精子，他可能是：一，14岁以下，睾丸未发育；二，60岁以上，生精功能衰竭；三，做过结扎或相关手术；四，患有各种先天或后天的无精症。”
“年龄跨度这么大，”赵建国皱眉，“我们怎么排查？”
“先从最容易的入手。”周浩在白板上写下关键词，“结扎手术有医疗记录。14岁以下男孩——这个年龄段的性犯罪者相对少见，但不排除可能。60岁以上男性，体力和作案能力要评估。先天性疾病...这个最难查。”
老秦补充：“现场痕迹看，凶手有一定体力。死者体重55公斤，要制服她并实施勒颈，需要一定力量。14岁男孩或60岁以上老人，可能性相对较低。”
“但不排除。”吴启明说，“青少年在性冲动下可能爆发出惊人力量。老年人如果有长期体力劳动基础，也可能具备作案能力。”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陈永年和赵建国都在抽烟。周浩平时不抽，但今天也点了一支。
“技术层面呢？”他问李曼，“除了Y-STR，还有什么能做？”
“我们还在尝试从细胞碎片中提取线粒体DNA。线粒体DNA是母系遗传，但所有细胞都有，包括精液中的其他细胞。如果运气好，可能能从精液中的上皮细胞或白细胞里提取到。”李曼顿了顿，“但量太少了，成功率不超过30%。”
陈永年敲了敲桌子：“我建议走老路。既然高科技暂时受阻，就回到最基本的刑侦手段：动机、时机、手段。什么人会想杀孙秀芳？仇杀？情杀？财杀？或者随机作案？”
周浩调出现场物品清单：“贵重物品只丢失了一个玉镯，抽屉里的现金和金项链都没动。仇杀...目前没发现明显仇人。情杀...丈夫长期在外，但感情似乎稳定。邻居反映最近有个保安过分热情，但我们已经问询过。”
“保安怎么说？”
“他说昨晚在家睡觉，无人证明。手上有抓痕，说是猫抓的。”周浩调出陈建国的询问录像，“你们看他的微表情。”
画面中，当问到“昨晚8点到10点在哪里”时，陈建国的眼球向右上方转动——心理学上，这通常表示在构造画面，而非回忆真实场景。
“他在撒谎。”陈永年一眼看出。
“但证据呢？”周浩反问，“没有DNA匹配，没有目击证人，只有模糊的监控画面。我们最多扣留他24小时。”
会议室再次沉默。
这时，周浩的手机震动。是派去孙秀芳老同事那里的侦查员发来的消息：
“周队，问到一个关键信息：孙秀芳年轻时有个追求者，叫陈志远，当年在纺织厂当电工。据说追求得很疯狂，孙秀芳结婚后还纠缠过一段时间。这人现在住城东，61岁，独居。”
61岁。
周浩把手机推到桌子中央：“61岁，符合‘高龄男性，生精功能可能衰退’的条件。而且住在城东老工业区——李曼，那个Y-STR的相似案例就在城东吧？”
李曼点头：“是的。”
“查这个陈志远。”周浩站起身，“赵队，你带人去。重点查他有没有做过结扎手术，或者有无相关疾病。还有，昨晚的不在场证明。”
“明白。”
“老秦，你重新检查尸体，看有没有我们遗漏的细节。尤其是那些微小的抵抗伤——如果凶手是老人或少年，死者可能反抗更激烈，或者更轻微。”
“好。”
“李曼，继续攻技术难关。Y-STR要完善，线粒体DNA要争取。另外...”周浩顿了顿，“查一下本市做过结扎手术的男性数据库，和警方的有前科人员比对。虽然范围大，但总比没有方向好。”
“数据库可能不完整，很多小诊所的手术记录不全。”
“能查多少查多少。”
会议结束前，吴启明突然说：“周队长，还有一种可能性，虽然很小。”
“您说。”
“样本污染。”吴启明认真地说，“如果现场有其他物质混入，或者保存容器有问题，可能导致精子破裂溶解。我建议你们复查整个证据链，从提取到送检的每一个环节。”
周浩记下了。但他心里清楚，李曼做事极其严谨，污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更可能的是，他们真的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凶手——一个能留下精液却留不下DNA的人。
下午一点，排查组会议室的白板上已经写满了数字。
“以案发地为中心，半径三公里内，常住男性人口约4.2万人。”统计员小张汇报，“如果按专家给出的四种条件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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