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兰茫然地摇头：“他没说……但以前他要是跟人谈事不想在家，有时候会去……去砖厂那边，或者河堤上，人少。”
砖厂！又是砖厂！
“除了短信，他还有没有提到这个勒索他的人，可能是谁？或者，他最近得罪了什么人，抓住了他什么把柄？”林峰紧紧盯着李秀兰。
李秀兰的眼神闪躲起来，嘴唇嗫嚅着：“我……我不知道……他外面的事，很多都不跟我说……可能就是生意上的仇家，或者……或者是他那些……那些不检点的事，被人抓住了……”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充满羞愤。
林峰立刻安排技术科，尝试通过通信运营商恢复张建军手机在案发当天的全部短信记录（包括已删除的）。同时，对那个“一大串数字”的号码进行追踪。
初步调查结果很快出来：那是一个通过网络虚拟号码服务生成的临时号码，无法追溯真实机主。该号码只在案发当天下午激活，给张建军发送了那条勒索短信，随后在当晚十一点左右（正是张建军接听神秘电话并出门的时间段）再次有短暂的数据连接（可能用于接收回复或确认位置），之后便永久失效。服务器位于境外，追查难度极大。
这条线索，像是一剂强心针，让案情陡然复杂。它太“专业”了，太像是有预谋的犯罪，反而冲淡了李国富那种基于情感爆发的作案嫌疑。勒索、虚拟号码、精准的时机……这需要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和技术手段，是一个沉默寡言、常年跑车的大货司机能轻易做到的吗？
但反过来想，如果李国富蓄谋已久，他完全可以通过网络了解甚至购买这种服务。关键在于，他是否有这样的知识和渠道。
调查陷入了短暂的僵持和方向性的困惑。勒索短信的出现，无疑给李国富的辩护（如果他被抓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替罪羊”方向。而李国富的消失，也让警方无法当面质询。
协查通报已经发出，李国富的照片和车辆信息被分发到邻近市县的车站、码头、交通要道检查站以及各大物流园区。然而，三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可靠的目击报告。那辆红色东风货车和李国富本人，仿佛从人间蒸发。
林峰没有盲目扩大搜索范围。他重新审视所有信息，将勒索短信这条新线索，放在李国富的整体行为模式中审视。
“假设勒索短信是李国富伪造的，”他在案情分析会上对队员们说，“目的是什么？混淆侦查方向，嫁祸给一个不存在的‘勒索者’。这说明他的计划相当周密，预谋性极强。那么，他之前那些踩点行为、清除记录的行为，就都说得通了。他不仅想杀人，还想制造一个完美的‘神秘凶手’脱身。”
“反之，如果勒索短信是真的，”小吴提出疑问，“那就意味着存在另一个有强烈动机的凶手。李国富的消失，会不会是因为他也察觉到了危险，或者……他根本就是被这个勒索者陷害的？毕竟，他有动机，也出现在现场附近过，是完美的替罪羊。”
两种可能性都存在，都合理，但指向完全不同的真相。
“两条线都不能放。”林峰最终决定，“一组人，继续深挖李国富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网络活动记录，查他是否接触过虚拟号码服务，是否有异常资金流动或购买过特殊物品（如可能用于勒颈的细绳、手套等）。另一组人，沿着勒索短信的线索，查张建军到底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谁能抓住把柄并用来勒索他。同时，对砖厂及河沟区域进行第三次地毯式勘查，寻找可能被遗漏的、与勒索或李国富都无关的第三类痕迹。”
会议结束，众人散去。林峰独自站在白板前，目光在李国富的名字和张建军的名字之间来回移动。一条虚线连接着他们，上面写着“连襟、背叛、羞辱、杀机”。另一条虚线从张建军延伸出去，指向一个巨大的问号，上面写着“勒索者？秘密？”
两张面孔在他脑海中重叠。一张是李国富沉默而沉重的脸，眼里是积压的怒火和绝望；另一张是张建军可能带着惊慌和恼怒的脸，盯着手机上的勒索信息。
是谁，在黑暗中拨通了那个二十三秒的电话？
是谁，用虚拟号码发出了死亡的邀请？
又是谁，最终将张建军按进了冰冷的河沟？
李国富的消失，不是终结，而是将这场暗夜里的角逐，推向了更深处。他逃向的，不仅仅是法律的追捕，更是他自己内心那片早已无法承载的、黑暗的荒野。
而林峰知道，要找到他，或者找到真相，或许需要先踏入那片荒野，去理解那绝望的重量，以及那重量最终压垮人性堤坝时，所爆发出的、毁灭一切的力量。追捕一个肉体逃犯固然艰难，但追踪一个灵魂的陨落轨迹，更需要穿透层层迷雾，直视那最不堪的黑暗。
夜还很长。狩猎，才刚刚进入最关键的阶段。猎物已经警觉，并且布下了迷阵。猎手需要更敏锐的嗅觉，更沉的耐心，以及，一点点运气，去捕捉那必然存在的、细微的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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