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夏末，上海弄堂里的潮热像一块浸了水的棉絮，闷得人透不过气。梧桐树的叶子被晒得发蔫，边缘卷着焦黄色的边，蝉鸣声嘶力竭地钻过斑驳的木窗，落在二楼阳台外那根锈迹斑斑的晾衣绳上。绳上晾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物，风一吹，便晃晃悠悠地蹭着墙皮，留下淡淡的水渍，像极了这弄堂里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
苏曼卿正踮着脚，伸手去够晾在绳最外侧的蓝布衫——那是庄建国的工作服，昨天被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打湿，领口还凝着一圈淡淡的水痕，再不收就该发霉了。她的头发是弄堂里出了名的好，乌黑油亮，长及腰际，像一匹上好的绸缎，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平日里，她总是用一根乌木簪子一丝不苟地盘成发髻，衬得她那张略带苍白的脸愈发清秀，哪怕穿着最普通的粗布衬衫，也透着一股与弄堂烟火气格格不入的温婉。可今天着急收衣服，抬手时幅度大了些，乌木簪子不知怎的松了，乌黑的发丝像挣脱束缚的瀑布，“哗”地散了下来，恰好搭在阳台外那根粗麻绳拧成的晾衣绳上。
“哎哟！”苏曼卿只觉得头皮一阵尖锐的剧痛，像被人狠狠扯了一把，整个人被拽得一个趔趄，脚尖差点从阳台的小木凳上滑下去。她下意识地伸手去扯头发，可那晾衣绳是用粗麻绳拧成的，表面坑坑洼洼，麻绳纤维早已和发丝死死绞在一起，越扯缠得越紧，疼得她眼泪瞬间涌进了眼眶，指尖都在微微发颤。那疼痛顺着头皮蔓延开来，像无数根细针在扎，让她几乎喘不过气，眼前都有些发黑。
“曼卿，怎么了？”庄建国的声音从楼下传来，带着刚下班的疲惫。他刚从厂里骑车回来，藏蓝色的工装裤上沾着些许机油渍，裤脚卷到膝盖，露出被汗水浸湿的小腿。手里还拎着一个装着青菜和豆腐的网兜，网兜上沾着些许泥点——那是他在弄堂口的小菜摊买的，花了两毛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晚饭。听见妻子的惊呼，他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沉重的脚步声在狭窄的楼梯间里回荡，推开阳台门的瞬间，就看见苏曼卿半边身子探在阳台外，乌黑的长发像一团乱麻缠在晾衣绳上，脸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建国，快帮我弄下来，疼死我了！”苏曼卿的声音带着哭腔，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阳台的水泥地上，晕开一小片浅浅的水渍。她的手死死抓着阳台的栏杆，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身体微微发抖，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头皮的疼痛，连声音都在发颤。
庄建国赶紧上前，小心翼翼地扶住她的腰，生怕她重心不稳摔下去——阳台的护栏只有半人高，下面就是弄堂的石板路，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低头仔细一看，眉头瞬间拧成了一个疙瘩：“这怎么缠得这么紧？”晾衣绳的麻绳纤维已经勒进了头皮，有些发丝甚至被磨得发毛，稍微一动，苏曼卿就疼得倒抽一口冷气，浑身轻轻发抖。他伸出手，试着用手指慢慢解开缠结的发丝，可那些发丝和麻绳绞得像一团死结，指尖稍一用力，苏曼卿就疼得眼泪直流，他只好作罢，直起身在阳台里来回踱步，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阳台角落放着一把苏曼卿做针线活用的剪刀，刃口还算锋利，是去年托人从百货商店买的，花了五毛钱，苏曼卿平日里宝贝得很，只用它剪布料和线头，从不舍得用在别的地方。庄建国的目光落在剪刀上，心里猛地一动，随即又有些犹豫：“曼卿，要不……我用剪刀剪一下？”
“剪？”苏曼卿猛地抬头，眼里满是抗拒，眼泪顺着眼角滑落得更凶了，“不行！这头发我留了十几年，怎么能剪？”她的声音带着一丝绝望，这头长发是她的骄傲，是她从少女时代就精心呵护的东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没有洗发水，她就用皂角洗头，洗完后用木梳一点点梳顺，哪怕再忙，也会抽出时间打理。这头长发，就像她心底那点残存的体面，是她在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里，仅存的一点属于自己的美好，怎么能说剪就剪？
“可现在不解开，你头皮都要被勒破了。”庄建国指着她被缠得发红的头皮，语气里带着一丝急切，“再说，去理发店剪头发要花钱，咱们这月工资刚发，还要给妈买降压药，给孩子交学费，能省一点是一点。”他是厂里的普通钳工，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几块钱，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每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在他看来，头发剪了还能再长，花钱去理发店实在是浪费——理发店剪一次头发要一块五，够买三斤青菜，或者给孩子买两本练习本了。
苏曼卿咬着嘴唇，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庄建国的手背上，冰凉冰凉的。她知道庄建国说的是实话，家里的经济状况确实紧张，上个月孩子感冒发烧，光医药费就花了十块钱，至今还欠着邻居王大妈五块钱。可这头发是她的念想，是她嫁给庄建国时，娘家人特意叮嘱她要好好留着的，说“长发披肩，福气满满”，如今要是就这么剪了，她心里实在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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