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涤心点点头，捡起支粉笔在字下画了道粗杠：一石米五十斤，五石就是二百五十斤。你家五口人，每天吃两斤米，能吃四个月零十天。他顿了顿，转身在黑板上画了座山，可这山是谁的？是财主的。这田是谁的？是财主的。你们种的稻子，财主收走大半；你们织的布，布庄赚走大头。
那...那咋办？三伢子趴在条凳上啃红薯，鼻尖沾着薯泥，先生，我阿爹说，要是能分田，他把攒了三年的犁耙都拿出来当农会的旗子！
哄笑声里，王阿婆颤巍巍站起来，怀里抱着个裹着蓝布的陶瓮：我家那口子走得早，就留半亩坟头地。财主说坟头地也算地，去年硬收了我两斗租。她掀开蓝布，露出半块硬得硌牙的红薯，这是捱娘俩过冬的口粮，先生你说，这租合理吗？
张涤心接过红薯，放在讲台上：合理？咱们庄稼人起早贪黑，从开春翻土到秋后收稻，汗珠子摔八瓣。财主呢？他不耕地，不插秧，坐在祠堂里抽水烟，就把你们的血汗收走了。他从怀里摸出张皱巴巴的纸，捱们要组织起农会来，闹一场土地革命——把地主老财霸占的肥田沃土、荒坡坟场，统统分给没地少地的穷苦人！有田种的地主，没地刨的咱庄稼汉，这才是天理！
祠堂里的油灯突然亮了些——是隔壁的栓子媳妇添了盏菜油灯。春秀凑过去看，轻声念：土地归农民所有...先生，这是说，咱们的地，真的能归自己？
张涤心斩钉截铁，等咱们成立了农会，第一件事就是丈量土地。坟头地、荒坡地、被财主霸占的祖业田，一概分给种地的人！他指着门外的夜雾，你们看，这雾再浓，太阳一出来就散了。咱们的苦日子，也会有散的时候。
李老栓突然抹了把脸，粗哑的嗓音震得门板上的油灯直晃：涤心兄弟，我家那亩地，能分不？
张涤心望着他发亮的眼睛，只要是咱们穷人种的，一寸都不落下。
“来，跟我念，”林桂生的声音适时响起，带着一种奇特的、如同歌谣般的韵律，打破了那令人窒息的沉闷，“一把算盘五颗珠，上二下五共十五！田里收成十五斗，东家秤去七斗五！衙门算盘再一拨，剩下三斗不够数！米行黑心秤砣落，裤带勒紧肚里咕！”
这粗糙直白的歌谣，像野草种子，被夜风吹动着，悄悄记在农人的心底。算盘珠子拨动的脆响，认字的念诵声，还有那带着愤怒和不平气息的歌谣，在松明照亮的祠堂里交织、回荡，竟生出一种奇异的暖流，对抗着窗外的严寒。这暖流并不足以驱散物理上的寒冷，却悄然融化着人心深处那冻结了无数代的坚冰。
不知谁先哼起了山歌，接着是此起彼伏的应和：正月里来是新春，分田分地闹革命...歌声撞着祠堂的青瓦，飘出半里地，惊飞了几株老樟树上的夜鹭。
窗外的雾渐渐散了，启明星正爬上东山。祠堂里的油灯一盏盏亮着，像撒在黑夜里的一把火种，把两个字，烙进了每个庄稼人的心里。
冬夜漫长而沉寂，祠堂里的火盆燃尽了最后一星余烬时，农人早已拖着疲惫却兴奋的身躯散去。祠堂最深处的角落，一盏昏黄油灯如风中残烛，只勉强照亮方寸之地，将张涤心和林桂生的影子拉长、扭曲，投在剥落了泥灰、露出黄泥本色的墙壁上。
“明德那边递来消息了。”林桂生压低声音，从破棉袄的夹层深处抽出一小卷极薄的毛边纸，上面密布着蝇头小楷，字迹却透着一股熟悉的筋骨感，“克范兄的手笔。”
张涤心接过那张薄如蝉翼却重逾千钧的纸卷，凑到油灯下。灯火在纸面跳跃，映着他紧锁的眉头和专注到近乎锋利的眼神。
“县里清党委员新派来的那个姓蒋的‘特派员’，是个‘笑面虎’，比之前的更狠毒。”林桂生的声音紧贴着油灯的微光，低得几乎只剩下气息，“他挂在嘴边的话：‘明德、育英，两盏灯太亮，得掐灭一盏’，矛头对着克范兄的明德学校。他逼着各乡农会登记名册，名义上搞什么‘二五减租试点’，暗地里就是摸清底细！”
“‘二五减租’？哼！”张涤心鼻子里发出一声极轻的冷哼，带着深刻的讥诮，“不过是换张皮收刮骨头油而已。克范那边压力大，他在明处，我们这里反而……有了机会。名单绝不能交！”他手指猛地收紧，指关节捏得发白。
为了大家认识“二五减租”的危害，张涤心又详细介绍了“二五减租“的本质。当局推行的“二五减租”政策是根据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要求地主将原租额减少25%，佃农按正产物的75%以下不等缴纳地租，以动员农民支持革命，缓解农村矛盾。实际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不乐意，农民也得不到实惠。操作上只顾租额调整，未解决土地分配、债务问题，地主可以通过伪造租约、克扣产量等手段规避政策，还可以通过提高地价或收回土地变相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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