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涤心点点头,捡起支粉笔在字下画了道粗杠:一石米五十斤,五石就是二百五十斤。你家五口人,每天吃两斤米,能吃四个月零十天。他顿了顿,转身在黑板上画了座山,可这山是谁的?是财主的。这田是谁的?是财主的。你们种的稻子,财主收走大半;你们织的布,布庄赚走大头。
那...那咋办?三伢子趴在条凳上啃红薯,鼻尖沾着薯泥,先生,我阿爹说,要是能分田,他把攒了三年的犁耙都拿出来当农会的旗子!
哄笑声里,王阿婆颤巍巍站起来,怀里抱着个裹着蓝布的陶瓮:我家那口子走得早,就留半亩坟头地。财主说坟头地也算地,去年硬收了我两斗租。她掀开蓝布,露出半块硬得硌牙的红薯,这是捱娘俩过冬的口粮,先生你说,这租合理吗?
张涤心接过红薯,放在讲台上:合理?咱们庄稼人起早贪黑,从开春翻土到秋后收稻,汗珠子摔八瓣。财主呢?他不耕地,不插秧,坐在祠堂里抽水烟,就把你们的血汗收走了。他从怀里摸出张皱巴巴的纸,捱们要组织起农会来,闹一场土地革命——把地主老财霸占的肥田沃土、荒坡坟场,统统分给没地少地的穷苦人!有田种的地主,没地刨的咱庄稼汉,这才是天理!
祠堂里的油灯突然亮了些——是隔壁的栓子媳妇添了盏菜油灯。春秀凑过去看,轻声念:土地归农民所有...先生,这是说,咱们的地,真的能归自己?
张涤心斩钉截铁,等咱们成立了农会,第一件事就是丈量土地。坟头地、荒坡地、被财主霸占的祖业田,一概分给种地的人!他指着门外的夜雾,你们看,这雾再浓,太阳一出来就散了。咱们的苦日子,也会有散的时候。
李老栓突然抹了把脸,粗哑的嗓音震得门板上的油灯直晃:涤心兄弟,我家那亩地,能分不?
张涤心望着他发亮的眼睛,只要是咱们穷人种的,一寸都不落下。
“来,跟我念,”林桂生的声音适时响起,带着一种奇特的、如同歌谣般的韵律,打破了那令人窒息的沉闷,“一把算盘五颗珠,上二下五共十五!田里收成十五斗,东家秤去七斗五!衙门算盘再一拨,剩下三斗不够数!米行黑心秤砣落,裤带勒紧肚里咕!”
这粗糙直白的歌谣,像野草种子,被夜风吹动着,悄悄记在农人的心底。算盘珠子拨动的脆响,认字的念诵声,还有那带着愤怒和不平气息的歌谣,在松明照亮的祠堂里交织、回荡,竟生出一种奇异的暖流,对抗着窗外的严寒。这暖流并不足以驱散物理上的寒冷,却悄然融化着人心深处那冻结了无数代的坚冰。
不知谁先哼起了山歌,接着是此起彼伏的应和:正月里来是新春,分田分地闹革命...歌声撞着祠堂的青瓦,飘出半里地,惊飞了几株老樟树上的夜鹭。
窗外的雾渐渐散了,启明星正爬上东山。祠堂里的油灯一盏盏亮着,像撒在黑夜里的一把火种,把两个字,烙进了每个庄稼人的心里。
冬夜漫长而沉寂,祠堂里的火盆燃尽了最后一星余烬时,农人早已拖着疲惫却兴奋的身躯散去。祠堂最深处的角落,一盏昏黄油灯如风中残烛,只勉强照亮方寸之地,将张涤心和林桂生的影子拉长、扭曲,投在剥落了泥灰、露出黄泥本色的墙壁上。
“明德那边递来消息了。”林桂生压低声音,从破棉袄的夹层深处抽出一小卷极薄的毛边纸,上面密布着蝇头小楷,字迹却透着一股熟悉的筋骨感,“克范兄的手笔。”
张涤心接过那张薄如蝉翼却重逾千钧的纸卷,凑到油灯下。灯火在纸面跳跃,映着他紧锁的眉头和专注到近乎锋利的眼神。
“县里清党委员新派来的那个姓蒋的‘特派员’,是个‘笑面虎’,比之前的更狠毒。”林桂生的声音紧贴着油灯的微光,低得几乎只剩下气息,“他挂在嘴边的话:‘明德、育英,两盏灯太亮,得掐灭一盏’,矛头对着克范兄的明德学校。他逼着各乡农会登记名册,名义上搞什么‘二五减租试点’,暗地里就是摸清底细!”
“‘二五减租’?哼!”张涤心鼻子里发出一声极轻的冷哼,带着深刻的讥诮,“不过是换张皮收刮骨头油而已。克范那边压力大,他在明处,我们这里反而……有了机会。名单绝不能交!”他手指猛地收紧,指关节捏得发白。
为了大家认识“二五减租”的危害,张涤心又详细介绍了“二五减租“的本质。当局推行的“二五减租”政策是根据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要求地主将原租额减少25%,佃农按正产物的75%以下不等缴纳地租,以动员农民支持革命,缓解农村矛盾。实际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不乐意,农民也得不到实惠。操作上只顾租额调整,未解决土地分配、债务问题,地主可以通过伪造租约、克扣产量等手段规避政策,还可以通过提高地价或收回土地变相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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