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他妻子丁南芝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红薯粥走了进来。她比刘克范小几岁，眉眼清秀中透着股韧劲儿，穿着乡苏女干部常见的蓝布褂子，袖口挽起，显得干净利落。她把粥放在丈夫面前，看了一眼桌上的报告，又看了看丈夫紧锁的眉头，温声道：“急有啥用？坐下来慢慢说，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吵吵闹闹才是常态，说明乡亲们真把这些田啊地啊山啊当自家命根子了，这是好事。”
刘克范端起碗，胡乱喝了两口，依旧愁眉不展：“好事是好事，可这架吵起来，伤了和气，耽误春耕怎么办？你是没看见，昨天南山坳的老张头和北坡的李老栓，两老头子在田埂上吵得脸红脖子粗，要不是有人拉着，锄头都抡起来了！为的就是一条不到三尺宽的田埂！老张头说田埂该算他地界，李老栓说田埂是公用的，该归两边半分！这…这叫我怎么断？”
丁南芝在他旁边坐下，拿起那份报告仔细看着，一边看一边说：“能动手打起来，说明我们工作还是没做到家。光把田地按亩数、人头分下去，指个大概位置，那肯定不行。田跟田不一样，山跟山也不同。关键是要‘标准’！要细致！”她抬起头，眼神亮晶晶的，带着一种属于女性的务实和耐心，“我记得《兴国土地法》的补充说明里提过，分田要按产量定好坏，不能光看亩数。肥田瘦田要搭配开，让每家的收成能差不多。还有山林，也不是说靠近谁家田就归谁，要按人口劳力，分到户头，或者划成片，几户人家共同管一片。池塘也一样，归村集体所有，大家都能用，但由农会统一管水。这些章程，得掰碎了，揉烂了，让每家每户都明明白白才行。”
刘克范叹口气：“道理我都懂，可做起来难啊！乡苏就这么几个人，识字的不多，腿都快跑断了，也跑不完那么多坳！”
“那就发动群众！”丁南芝毫不犹豫地说，“农会不是摆设！把各村各坳那些说话公道、办事细致、在乡亲里有点威望的老农、贫农骨干找来。先培训！把政策彻底讲透，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标准统一起来。然后，让他们各回各村去，带着乡亲们自己‘踩田’！拿着绳子、竹竿、石灰粉，带着田契底册，一块田一块田去丈量，去登记，去评议肥瘦等级。田埂、水沟、山林的边界线，当场就划清楚，撒上石灰线！让大家亲眼看着，亲手摸着！争议大的地方，就地开小会，找邻居作证，该让就让，该补就补。这样划出来的线，大家才心服口服！这叫‘自报公议，三榜定案’！比我们乡苏几个人坐在这里拍脑袋强！”
刘克范听着妻子条理清晰的分析，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了一些。丁南芝的话像一阵清风，吹散了他眼前的迷雾。他仔细琢磨着：“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发动骨干…现场踩田…划定边界…”这是个好办法。
萝卜坝那场焚烧田契的烈火余烬，如同革命的火种，在周遭的山坳间飘散开去。火焰熄灭处，是一片更为沸腾的土地。赖家粮仓里堆积如山的谷子被战士们一担担挑到村中的晒谷坪上，在冬日惨淡的阳光下闪烁着令人心颤的金黄光泽。农会新推举的骨干们——赖四牯胸膛挺得前所未有的直，粗糙的手指紧紧攥着登记的册子，另一只手握着算盘，声音因激动而有些变调，在张涤心和林桂生的指导下，挨家挨户呼喊着名字，按着事先调查核定的缺口，将救命的粮食分配到一双双因常年劳作而皲裂、此刻却因希望而微微颤抖的手中。
“李老蔫家，三口，欠粮三担！领谷三担！”赖四牯的声音响亮，带着一种新生的权威。
“王福嫂家，寡母带崽，两担半！”
“来了！来了！”人群里爆发出应答，一张张刻满风霜的脸上，悲苦的褶皱第一次被巨大的、近乎眩晕的喜悦撑开。粗粝的手掌摩挲着饱实的谷粒，有人把脸埋进去深深吸气，有人抓起一把，任由谷子从指缝间沙沙滑落，流下滚烫的泪水。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妪直接跪倒在冰冷的泥地上，朝着苏维埃代表和红军战士的方向叩头，嘴里喃喃着模糊不清的感恩之词。林桂生快步上前，用力将她们搀扶起来，声音哽咽：“老人家，使不得！使不得！这粮食，本就是赖扒皮从你们骨头缝里榨出来的血汗！是苏维埃，是共产党，帮大家伙儿拿回了咱们自己的东西！”
分粮的喧嚣与热泪尚未平息，张涤心的目光已越过人群，投向村外那片在寒风中微微摇曳的、广袤而贫瘠的山野。他知道，粮食只能解一时之饥，唯有土地，才是穷苦人真正扎根立命的根本。他深吸一口气，站上晒谷坪边一块半人高的青石，声音不高，却瞬间压下了所有的嘈杂：
“乡亲们！粮，我们分了！那是赖扒皮欠下的旧债！现在，我们要分的是赖扒皮最大的本钱——脚下这片祖祖辈辈养活了老爷们、却饿死了咱们穷人的田！山！林！”他猛地展开手中那份已被翻得卷边的油印《兴国土地法》，“按苏维埃政府的铁律，按毛委员定下的新章程！田地、山林、池塘，都要公平合理地分给种田人！这叫‘土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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