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寒风掠过桃溪河谷，卷起枯黄的落叶，在空中打着旋儿。林桂生紧了紧身上的灰色棉袄，踏着青石板路向区苏维埃办公处走去。这是他熟悉的故乡，每一块石头、每一棵老树都刻着岁月的痕迹，但此刻走在这条路上，他却感到一种莫名的陌生。
武北片区的土改刚刚结束，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脸上有了笑容。这本该是欢欣鼓舞的时刻，然而整个苏区上空却笼罩着一层看不见的阴云。敌人加大了围剿力度，内部也出现了叛变逃亡，就连闽西本地的武装力量，也不完全听从闽赣省委的调遣。
区苏维埃办公处设在一座老宅里，原是当地大地主的宅院，土改后充公。门楣上“武北区苏维埃政府”八个大字苍劲有力，是刘克范主席亲笔所书。想到刘主席，林桂生心里一紧。他这次特地从四支队驻地赶来桃溪，就是想看望生病的老校长，却得知老师已经转往上杭南阳的红军医院治疗。
“桂生同志，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院内传来。
林桂生抬头，看见张涤心站在门廊下，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他比几个月前消瘦了许多，眼窝深陷，但目光依然炯炯有神。
“涤心同志，祝贺你接任区主席。”林桂生大步上前，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临时兼任罢了，刘主席病愈归来后，还是要交还给他的。”张涤心拍了拍林桂生的肩膀，“外面冷，进屋说话。正好快到饭点，我让炊事班多加个菜，咱们好久没好好聊聊了。”
走进办公处，林桂生注意到墙上贴满了各种文件和通告，其中一份新贴的《关于肃清反革命社团分子的通知》格外醒目。他驻足细看，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
“这些日子新下来的文件。”张涤心在一旁轻声说道，“省里抓得紧。”
林桂生点点头，没说什么。两人穿过前厅，来到后院一间小屋。这里原是地主家管事的住处，现在成了张涤心的临时办公室兼卧室。一张木板床，一张旧书桌，几把椅子，陈设简单却整洁。
“坐吧，我这儿还有点自家酿的米酒，天冷，温一壶驱驱寒。”张涤心从床下拿出一个小坛子，又朝外面喊了一声：“小王，把这个酒拿去温下，再拿炒两个鸡蛋来！”
屋外有人应了声。不多时，一个年轻战士端着两副碗筷进来。一会，酒香已经渐渐弥漫出来，与炭火的气息交融在一起，给寒冷的冬夜增添了几分暖意。林桂生凝视着跳动的火苗，思绪飘回了半年前。
那是1930年6月，武北区苏维埃政府刚刚成立不久。烈日当空，但在刘克范主席的领导下，大家的热情比太阳还要炽热。农民们第一次分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笑容。林桂生记得那天，张涤心站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向群众宣讲土地改革政策，声音洪亮而坚定：
“从今天起，脚下的土地属于耕种它的人！不再有地主老爷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我们农民要自己做主！”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林桂生当时站在人群外围，手握钢枪，警惕地注视着四周。作为四支队队长，他负责大会的安保工作。尽管内心同样激动，但他不能有丝毫松懈。敌人不会甘心失败，反动武装时常在周边活动，企图破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想什么呢？”张涤心的声音把林桂生从回忆中拉回现实。
“想起六月那次大会。”林桂生笑了笑，“那时大家多高兴啊。”
张涤心叹了口气，将温好的酒倒入两个粗瓷碗中：“是啊，才半年光景，情况就变了这么多。”他递过一碗酒给林桂生，“来，先喝一口暖暖身子。”
酒入喉中，一股暖流直达胃部，驱散了冬日的寒意。这时炊事员老李头端着一盘炒鸡蛋和一碟腊肉进来，摆在桌上：“张主席，林队长，慢用。外面同志们已经开始吃年夜饭了，要不要过去一起？”
张涤心看了看林桂生：“咱们就在这儿说说话吧，有的话不好让他们知道。”
林桂生点头同意。两人就着小菜，一碗接一碗地喝着温热的米酒，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当前局势上。
“听说南边又有一个连叛变了？”林桂生压低声音问道。
张涤心面色凝重地点点头：“县大队的，投敌了，还带走了不少武器。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起了。”他抿了一口酒，接着说：“敌人加大了围剿力度，悬赏越来越高，有些人就动摇了。”
“软骨头！”林桂生愤愤地说，“革命哪有一帆风顺的？遇到困难就叛变，对得起那些牺牲的同志吗？”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我一样坚定啊，桂生同志。”张涤心长叹一声，“有些人参加革命，本来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现在形势严峻，自然就打退堂鼓了。”
林桂生沉默片刻，问道：“省委有什么指示？”
“要求各地加紧肃反工作，认为内部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是导致叛变频发的主要原因。”张涤心指了指墙上那份通知，“最近省特委派了不少人到各地指导工作，力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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