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衙在镇子东头，青砖灰瓦，门口蹲着两尊石狮子，看着就比村里的土房威严。林砚站在门口，深吸了口气，才抬脚走了进去。
报名的人都在大堂西侧的偏房等着，约莫二十来个，有穿长衫的老书吏，有戴方巾的秀才，还有几个像他这样的庄稼汉打扮的，多半是各村里算账清楚的人。
林砚找了个角落坐下，默默观察。那些老书吏聚在一起闲聊，说的都是“钱粮损耗”“四柱清册”之类的词，他听不太懂，只能在心里默默记下。旁边一个戴方巾的秀才瞥了他一眼，嘴角带着不屑，像是在说“庄稼汉也来凑数”。
林砚没在意，从怀里掏出自己记的“林家账”，又看了起来。他知道自己没读过多少书，比不过那些秀才书吏，只能靠“实在”取胜——他记的账，每一笔都能说清来龙去脉，没有半点含糊。
等了约莫一个时辰，一个穿着青色官服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两个小吏。男人面容清瘦，眼神锐利，扫了众人一眼，沉声道：“本官是知府衙门的钱粮主簿，姓周。今日考较，就一件事——把这堆账册理清楚。”
他指了指墙角的一堆账本，足有半人高，纸页泛黄，边角卷着，看着就乱糟糟的。
“这里是清河县去年的粮账，”周主簿说，“有缴上来的税粮、发下去的赈灾粮、粮仓的存粮，乱七八糟混在一起。谁能在两个时辰内，理出‘收、支、存’三笔总数，再指出损耗最多的三项，就算过关。”
众人一听，都皱起了眉。这么多账册，两个时辰理清楚，可不是件容易事。那些老书吏赶紧冲上去翻账册，手指在纸页上飞快地划过，嘴里还念念有词地算账。
林砚没急着动手，先蹲在账册旁，大致翻了几本。他发现这些账记得太乱了：有的用毛笔写，有的用炭笔涂，有的记在纸页正面，有的记在背面，甚至还有撕下来的纸片夹在里面。更麻烦的是，同一个粮仓的粮数，这本记着“五百石”，那本记着“四百八十石”，明显对不上。
“这哪是账，分明是一堆废纸。”旁边有人嘀咕。
林砚却没慌。在部队整理物资时，他见过比这更乱的场面，早就练出了一套“分类法”。他把账册按“粮仓”分成几堆——东仓、西仓、南仓、北仓，每堆单独放。然后在地上画了四个格子，分别写上“东、西、南、北”，再在每个格子里画“收、支、存”三个小格。
接着，他拿起一本东仓的账册，看到“收粮五十石”，就在东仓的“收”格里画一横；看到“发粮二十石”，就在“支”格里画一横；看到“存粮三百石”，就在“存”格里画一横。遇到数字不对的，他不纠结，先按多数账册的记录算，在旁边画个小问号标记。
他的动作不快，但条理清晰，一格一格地填，一笔一笔地画，不像其他人那样手忙脚乱。周主簿站在一旁观察，见林砚用“画正字”的法子记账，眼里闪过一丝诧异，但没说话。
时间一点点过去，偏房里只剩下翻纸页的沙沙声和算盘珠子的噼啪声。那个戴方巾的秀才算得满头大汗，算盘打得飞快，却越算越乱，急得直拍桌子。
林砚却越来越顺。他发现，东仓的损耗主要在“发霉”——账册上多次提到“阴雨连绵，粮米受潮”；西仓的损耗则是“鼠患”，有好几页都记着“鼠咬成空，损失十石”；南仓最奇怪，账册上没写损耗，却总有“无名支出”，比如“给李乡绅送粮五石”“给王小吏补粮三石”，这分明是被私吞了。
两个时辰快到了，林砚放下最后一本账册，看着地上的格子：东仓收粮一千二百石，支粮八百石，存粮四百石；西仓收粮九百石，支粮六百石，存粮三百石；南仓收粮八百石，支粮七百石，存粮一百石；北仓收粮七百石，支粮五百石，存粮二百石。总收三千六百石，总支两千六百石，总存一千石。
损耗最多的三项：东仓发霉（约五十石）、西仓鼠患（约三十石）、南仓私吞（约二十石）。
他把结果写在纸上，字迹不算好看，但清清楚楚。
周主簿走过来，拿起他的纸看了看，又对照着账册抽查了几处，眉头渐渐舒展。他又看了看其他人的结果，大多混乱不清，有的甚至连总数都对不上。
“林砚是吧？”周主簿问。
“是。”林砚站起来。
“你这法子……倒别致。”周主簿指了指地上的格子和正字，“这些损耗，你怎么确定是私吞？”
“回大人，”林砚指着南仓的账册，“这里写着‘无名支出’，却没写支给谁、做什么用，而且每次支出都在乡绅或小吏拜访之后，多半是被私拿了。”
周主簿点点头，眼里露出赞许：“有点意思。你跟我来。”
林砚跟着周主簿走出偏房，心里又紧张又期待。其他没过关的人看着他的背影，眼神复杂，那个戴方巾的秀才更是涨红了脸，狠狠瞪了他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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